一个人的抗日：热血杀手王亚樵
男儿当如王亚樵
王亚樵，何许人也？提起浪奔浪涌的旧上海滩，人们自然会想到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大亨，但是其实与他们并排起坐的还有一个特立独行、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行事风格多半有点类似于古代绿林好汉的传奇人物：王亚樵。
王亚樵，抗日英雄，民族志士，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遇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杀案……等等，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不知何故，历史有时总是故作记性不好，竟然将他遗忘。我想原因之一是王亚樵死得太早，他之一死，他的“斧头党”也群雄无首，作鸟散状了。二是，其实历史是不喜欢太有个性的人。他一生不党不群，用一己之力戮力抗日。个性对于历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次肠梗阻，因而王亚樵也就只能是个草根英雄、绿林好汉啦。不管历史如何评判，其骨子里的爱国情怀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虽是“匪”，但却决不同于上海滩上杜月笙、黄金荣之流。
借用一个美国女记者对于王亚樵的评价，我以为确为精到和精彩：“在中国抗日战争（指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和国共两党争斗的这段历史中，这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是不能忽视的，很难明确地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王亚樵还是王亚樵在戏弄那个时代。他绝不同于西方的那些黑手党组织以制造恐怖作为生存方式，也不同于中国古老土地上的传统土匪杀人越货谋生。他既非政治家也非军事家，然而他又有相当深沉的政治头脑和精湛的军事常识。同时还保留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匪性……”
就是这样一个热血男儿，他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其实用他的一生来抗日，把一腔男儿热血都用在了拯救国难之中。从这个境界上来说，王亚樵是一个民族英雄。可惜历史风云总是会无情吹去其中的亮光，那么今天我们就让这一历史的亮点再现人间吧。
王亚樵这个“好汉”在情感上也是丰富而多情的。历史总是如此相似，英雄总是倒在女人的手下，这个俗气的定律，王亚樵也没可避免。戴笠最后没办法，到头来还是用女色这一招才干掉了他的拜把大哥。到头来，一代英豪因美人而殒落，倒也不能不说是死得其所。
帅克
刺客是从小练成的
岁月漫漫，时光悠悠，历史的风浪淘去了无数的泥沙，而王亚樵的故事却一直沉淀在历史河床的深处。
在距合肥30多里的肥东县州埠乡，有一个叫做王小郢的村子。这里与皖中农村的其它地方也无两样，房舍、山川、行人、牛羊，一切似乎都与历史并无多少隔膜，但傲视天下、横空出世的一代英豪也没有在这里留下半点遗迹。
夕阳西下的时候，回首俯视被夕阳慈祥地照耀着的村庄，炊烟缕缕，归畜悠悠，好一派田园牧歌景观。透过冉冉的暮霭，时光把我们带回到了一百余年前。
那是清朝光绪十五年己丑农历正月十五日（公元1889年2月14日），正值一年一度的上元佳节，地处偏僻之乡的王小郢家家户户忙着元宵。在充满节日喜庆的气氛里，悬壶济世的王荫堂的妻子梅氏正在经历着分娩前的阵痛。
正午时分，云淡风高的晴空突然一阵黑暗。乌云滚滚，压顶而来，一场暴风雪眼看就要来临。村民们感到失望，很担心这场风雪会冲走元宵夜的欢快——皖中地方，主要是乡间，每逢元宵之夜，大人孩子倾巢而出，到野地之中“撂火把子”。火把子多是一年间积累起来的破扫帚头子、葵花杆子、麻杆子等，在野地里燃起，往空中撂。
这时，王荫堂的农舍里，产妇梅氏在稳婆（接生婆）的指点帮助下，终于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当产房内传出新生儿的第一声响亮啼哭时，年轻的父亲和全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每个人都笑起来。
说也奇怪，婴儿一落地，哭声还没有停止，天上的乌云就开始逐渐散去，霎时又是丽日当空，万里澄碧，如同是中秋季节一样。
这个刚来到人世就显现不凡景象的人，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刺杀事件的幕后导演王亚樵——一个令蒋介石、戴笠都为之胆寒的神秘的传奇人物。
不知是自然现象和人生起点纯属巧合使然，还是因为故乡子孙对一代枭雄的顿首敬仰，直到现在，王小郢及其附近的许多村民还始终坚信王亚樵系黑虎星降世。他的一生，是上天的刻意安排。
据说，此子一降世，原先一些欺王家为外来户的人立刻有所收敛。因为，他们一打王家的主意，就会头皮发涨。
王家的祖籍不在王小郢，而在合肥西乡的韩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大概在王亚樵的曾祖时，全家迁居东北乡王小郢。王亚樵曾祖父王士俊以种田为生。祖父王榜，目不识丁，不谙世事，亦终老于陇亩之间。倒是其叔祖王凤，粗识文字，可惜终身未娶。他青年时代弃耕从戎，到清廷军队中充当兵勇，屡屡作战，功劳却并不突出，只升到比较低级的都司之职。
到了王亚樵父亲王荫堂这一代，王榜深感不识字苦，才送儿子进村塾念书，三年下来，王荫堂粗通诗文。因家境不济，十年寒窗，何其漫漫，王榜便让儿子走出学堂，随一江湖郎中学岐黄之术近三年。
王荫堂所从之师，并没有多高的医术，所以，他也就没有学到多么高深的医道。但不管怎么说，草头方子还是知道几副的，所以，务农之余，也还兼行医道。
王荫堂医术平平，但脑袋瓜倒还挺好使。行医赚了两个钱后，没有去买土地，而是另行投资，开了一个棺材铺。他觉得，活人的钱固然要赚，死人的钱也不能不赚，不赚只能是白不赚。
大概是既希望病人能迅速康复又希望病人很快地死去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使王荫堂一生总是难以把握自己。所以，他一直到死也没有发什么财。不过，却得了一个“厚斋”的雅号，而他的儿子王亚樵却与他截然相反。
王荫堂夫妇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就是王亚樵，次女王秀樵，三子早殇，四子王述樵。王荫堂老先生六十四岁时病逝于上海。其妻梅氏也曾随长子王亚樵去沪。直到建国后的1959年方病故，享高寿九十。
王亚樵在故乡合肥农村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自幼聪慧伶俐，受到全家上下的钟爱。和别的普通农家孩子稍有不同的是，他有幸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亚樵刚七岁。元宵节一过，父亲王荫堂便领他到邻近的史圩村的一位老塾师刘茂先生（人称刘三先生）家里拜师启蒙。
王荫堂早年读书，半途而止，所以望子成龙心切，一心希望儿子能够沿着当时科举考试的阶梯，从秀才、举人到进士一步一步，金榜题名，以遂父志，做官发财，光宗耀祖。只是刘三先生才疏学浅，几年后，便无法指点王亚樵了。
十三岁那年，王荫堂又领着儿子到距家二十多里的对河张村，拜张世籁先生为师。张先生曾晋学中过秀才，是一方名师，以经院教学方式设馆，名噪当时。
在世籁先生门下，王亚樵攻读经史子集，旁及诗词歌赋，同时临写古碑帖习书法。由于他聪颖过人，加之名师指点，转瞬又是四年，学业大有长进。
此时，王亚樵已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郎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亚樵十六岁，尚未及弱冠之年。但他觉得寒窗已度十载，学业应当有成，可以进科场一展身手。新年一过，二月初头，便约上好友刘子魁、季凤藻诸少年同窗，兴高采烈地到合肥城内去参加县试。
果然不出所料，制艺时文、试贴诗、经论、律赋等几场下来，自己均觉得十分满意。发榜之日，果然高高中在头十名之内。虽说年少，但满腹经纶，文章锦绣，士林人物，无不称道。
王亚樵得意之余，又一鼓作气，乘胜前进，参加了四月间在庐州书院举行的府试。遗憾的是，此次竟然名落孙山。
按当时科举惯例，县试考中，称为“生员”，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王亚樵在府试中虽落第，考官却很赏识他的流畅文笔，特设宴款待，对他慰勉有加。
落榜归来，王亚樵心情极为郁闷。
十六岁的少年，今天人们称之为花季，是正在开放的时节。但在旧时的农民家庭中实际上已是一个整劳动力了。王亚樵自尊心极强，眼看着祖父年迈，双亲里里外外辛劳，觉得自己也理应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便独自外出谋生。
经人举荐，王亚樵应合肥西乡一富户之聘，任家塾西席（家庭教师）。王亚樵少年老成，举止大方，颇有些资深塾师的派头，可是东主欺他年轻，且出身寒门，并不以师礼尊之，言语间，每每有侮谩之处。
虽说初出茅庐，但血气方刚却是久已注定的。王亚樵在一天午饭间，指着东主说：“狗眼看人低！”然后拂袖而去。许多年后，当王亚樵的英名响彻上海滩时，这位东家还每每脊梁沟子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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