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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抗日》 第七章

    “悍匪”王亚樵

    王亚樵在上海,除去组织“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用斧头砍开世界外,依然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反对军阀,反对封建势力。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

    1916年5月,在柏文蔚的引见下,王亚樵来到上海环龙路44号晋谒孙中山先生。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聆听了他的教诲,十分激动。从中山先生的话里,他深深认识到,不打倒军阀,不扫清封建余孽,就不可能统一中国,不可能抵御外侮。从此,他反军阀反封建的斗争更加坚决了。

    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国民党。当时,孙中山已经下野,在上海号召党内外人士反对段祺瑞。

    王亚樵当时正活跃于孙中山身边,见段祺瑞等人倒行逆施,十分义愤,上书孙中山,建议派志士携炸弹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夺取政权,重整民国,发展党务。他的这一偏激之见,当即遭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批评。

    “解决革命之问题,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某一个或几个人。”

    王亚樵认为孙中山的理论正确,但杀死几个人也同样是革命的方式方法,不能排除。所以,此后的岁月里,王亚樵一直从事暗杀活动。可是,他在暗地里制造炸弹时,竟不慎被炸弹炸伤,只好休息养伤一段时间。

    这期间,王亚樵又结识了老同盟会员韩恢。韩恢系江苏人,对当时的江苏督军李纯称霸江苏、穷兵黩武十分看不惯。他号召国民党内的一班有识之士,共同反对李纯,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王亚樵对于韩恢的为人,十分钦佩,对于他的主张也积极响应,就同徐州人胡抱一一起追随韩恢到江苏苏北洪泽湖一带组织军事力量。

    李纯听说此事,十分气愤,立刻在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上发布通缉令:

    “查动乱分子韩恢、王亚樵结伙离沪,图谋不轨,欲行暴动,各地军警应予严加防范,一见行踪,立刻缉拿,格杀勿论!”

    结果,韩恢在淮阴被军警捉住,解到南京,李纯将其杀害。

    王亚樵只好逃回安徽,在合肥磨店集暂且隐身。

    不久,王亚樵又悄悄地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反对李纯的活动。

    江苏省的士绅,都希望李纯能早走,还政于苏人。听说李纯当了苏、皖、赣巡阅使,便发出通电,请他早日移驻九江和当涂。

    江苏人反对李纯,纷纷通电北京政府,斥责李纯,王亚樵也拟了两电,以江苏公民的名义,发往北京。

    其一:

    江苏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文云:直、皖战起,李督借词筹饷,百计敛财,其始违法越权,委议会查办劣迹昭著之俞纪葡为财政厅长,人民惊骇,一致反对;近又报载力保文。查文为李督干儿,其为人卑鄙龌龊,姑不具论,而秉性贪婪,擅长谄媚,若竟成为事实,以墨吏管财政,恃武人为护符,三千万人民生活源泉,岂可复问?报纸又迭载:“李督派员向上海汇丰银行等,借外债一百五十万以某项省产作抵”等语。借债须经会议通过,为法律所规定,以省产抵借外债,债事何等重大?如果属实,为丧权玩法之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用特明白宣告,中央果循李督之请,任文鸆为江苏财政厅长,文一日在任,吾苏人一日不纳税。至借债一节,如果以江苏省产作抵,即未经过法定手续,我苏人当然不能承认。江苏人民,困于水火久矣,痛极唯有呼天,相忍何以为国?今李督迭次托病请假,又报载其力保文,以去就争,应请中央明令,准其休息,以苏民命而惠地方。江苏幸甚。

    其二:

    南汇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财政部云:报载李督力保文财厅,以去就相要,苏民闻之,同深骇异。文为李督干儿,卑鄙无耻,不惜谓他人父,人格如此,操守可知。财政关系一省命脉,岂堪假手贪鄙小人?如果见诸事实,苏民誓不承认。且江苏者,江苏人之江苏,非督军所得而私。李督身任兼坑,竟视江苏为个人私产,并借以为要挟中央之具,见解之谬,一至于此,专横之态,溢于言外!既以去就相要于前,我苏民本不乐有此夺主之喧宾,中央亦何贵有此跋扈之藩镇?应请明令解职,以遂其愿。如中央甘受胁迫,果彻其请,则直认江苏为李督一人江苏,而非江苏人之江苏,我苏民有权,还问中央果要三千万人民为尽义务否?三千万人民为之豢养否?博一督军之欢心,失三千万人民,孰得孰失?唯中央图之!

    就在众人的齐声痛骂声中,李纯突然死了。他是在卧室里中枪弹而亡的。

    关于李纯的死,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自杀身亡,有人说是仇人所刺。这仇人,有人认定是王亚樵,说他买通了李纯的宠妾春风,在*后将李击毙的。这说法现在已无法考证。不过,李纯死后,王亚樵就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建起了一座复炎小学,以纪念韩恢。“复炎”二字,是恢复炎黄(锐气)的意思,是韩恢生前的别号。

    1921年秋,王亚樵回安庆探望老朋友,得知新任安徽督军张文生贪污腐化,祸患皖人,便与许习庸、何哲仁、周元为、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等人在安庆宣布,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驱逐张文生。

    张文生,江苏沛县人。出身贫苦,幼年逃荒,后投入到张勋的部队,为张勋放马。因为他勤快朴实,很得张勋的喜爱,就送他到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他由排长一直升到张勋所带的定武军的金军营务处代,并担任徐州镇守,从而成为张勋的一个得力干将。

    1917年7月1日,张勋同康有为合伙,欲拥戴清帝溥仪再出来做皇帝,复辟清王朝。当张勋从徐州北上的时候,曾招呼张文生,在徐州好好看家。为了行动方便,张勋同张文生约定了一个暗号:就是在复辟宣布之后,张文生要调派四十营兵开往北京,张勋在电报上只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此电一到,大兵必须发出。当时,张文生一口答应:一定照办,决不误事。

    张勋率部分兵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复辟。张文生听到消息后,张勋的电报也来了,果然是“速运花四十盆来”。

    张文生掂量了一番,知道张勋复辟绝对不会成功,不愿意断送自己。所以,他立刻命令手下,从徐州的花园里取出四十盆各种花卉,派两个副官押运到北京,交与张勋。

    张勋一见,气得浑身颤抖,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这时,段祺瑞已在马厂誓师,张勋随身带去的武力只有几千人,当然禁不住段祺瑞的攻击。因此复辟只有十余天的时间,便告失败。

    当张文生送花到北京时,张勋的秘书长万纯械曾派胡璧城立刻回徐州去见张文生,要他仍照原定计划办理。到了徐州,张文生对胡璧城说:“我看老帅(指张勋)这件事干得不大妥当,四十营兵送去,也不会成功的。胡先生你也不必回北京去了,再过几天你就晓得了。”

    胡璧城留在了张文生处。没几天,张勋便从北京逃往天津。所有定武军的善后事宜,段祺瑞都命令由张文生办理。张文生不久升为安徽会办。倪嗣冲辞职后,他就升为安徽督军。是年,张文生才三十八岁,是所有督军中最年轻的一个。

    当时,安徽的军队为倪嗣冲和张勋的遗产。其中倪的新安武军有四十营(每营号称万人),旧安武军共五个混成旅。安徽全省每年收入八百余万,支出军费为其大宗,计旧军年三百八十万、新军年一百四十万(其中一半由中央代筹,省员负担其中的一半),但实际上,新军的军费自张文生接任以来,由1920年10月起,截止1922年6月,本省已筹垫一百五十五万,另由省议会借拨的三十三万及各县提借的款尚不在内。

    为了要军费,张文生常常与省长许士英闹别扭。

    1921年冬,张文生来到省长公署,说立即要见省长许士英,许士英公务繁忙,叫财政厅长王淮琛代他接谈。

    张文生说:“我的兵没得吃了,冬衣也没得穿了,我来找许省长想个法子。我们需要的也不多,大约十万块就够了。”

    王淮琛说:“省长马上要来的,我们已商量好了,肯定要给钱的。”

    谁知,等了半天,许士英这个滑头一直没有露面。张文生火了,一把抓住王淮琛,向同来的两个随从说:“我们请王厅长到我们那里去坐一坐吧!”

    那两个随从,当即从两边架住王,说:“好吧,劳驾王厅长到我们那边去坐坐吧。”说着,就把王淮琛架到了张文生的督军署。

    到了督军署,张文生却又对王说:“王厅长,真对不起你!我是个督军,还能绑你的票吗?请你打个电话给许省长,叫他带一张十万元的支票来,我们就什么都解决了。”

    王淮琛气愤地说:“督军虽不是绑票,但是省长要带支票来赎厅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新闻。”

    张文生听了,似乎并不生气,只是轻轻地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解决得快些。”

    许士英听说,急忙筹了十万元款子,来到督军府,把王淮琛厅长赎了回去。

    经此一吓,王淮琛回去就递上了辞职报告。

    这一来,皖人更加愤怒了。全省各地的人,都在安徽民权协进会的领导下,愤怒声讨张文生。

    省长许士英借此良机,提出“废督裁兵”的口号。

    经多方努力,1922年10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裁撤安徽督军一缺,调任张文生赴山东任定威将军,并全部裁撤新安武军,核减旧安武军。”

    这是在反对军阀的斗争中,王亚樵所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

    1920年7月,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联合打倒段祺瑞后,仍然拥护安福国会所选出的徐世昌为大总统。至1922年直奉破裂,张作霖失败出关,北京政权便完全掌握在了曹锟、吴佩孚手里。

    这时,曹锟企图取徐世昌的大总统之位而代之,又苦于无名正言顺的理由。1922年5月,曹、吴便以恢复法统为名,欢迎黎元洪复大总统职,并主张恢复旧国会,为曹锟窃国铺平道路。

    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曾做了一段时间大总统,后被曹、吴等人逼下台。现在有机会复职当然求之不得。但由于他手下无兵,担心再次被赶下台,便提出废除各地巡阅使和督军,反对军人干政,这一点,也能迎合当时全国人民厌恶军阀的心理。

    曹锟、吴佩孚及直系军阀为达目的,便假意通电赞成。但黎元洪复职后,他们却对此项主张置之不理。畏于高压,黎元洪也不敢再提起。

    过了一年,曹锟的心腹爪牙曹锐、高凌霨、王承斌、边守靖等与旧国会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勾结运动成熟,多方驱逐黎元洪。他们用军警索饷、警察罢岗、向市民散发传单等卑劣手段,逼迫黎元洪下台。更有甚者,他们还将总统府及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的电灯、自来水截断;采取利诱手段,使为黎元洪守卫的士兵散去。

    在曹锟等人的威逼下,黎元洪迫不得已,只好避往天津。到达天津车站后,曹锟的亲信、直隶督军王承斌又截住他,索要大总统印。黎元洪虽然愤怒万分,莫可如何,终于叫他的副官唐仲寅打电话到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叫他的姨太太黎本危将大总统印,送交代理国务总理高凌霨。

    高凌霨接印后,电告王承斌,才将黎元洪放行。

    黎元洪走后,曹锟便开始大肆贿赂国会议员。为了让议员能投自己一票,曹锟给前往北京参加投票选举的人每人送五千元钱。

    当时,一些正直的议员如黄郭、诸辅成、李少川、沈钧儒等人在上海通电反对曹锟。1923年10月,孙中山、段祺端、张作霖的代表和各省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联名通电反对曹锟贿选。

    原电如下:

    曹锟怀篡窃之志久矣,数月以来,阴谋日亟,逆迹日彰。最近发觉其嗾使部曲,串通议员,毁法行贿,渎乱选举,种种事实,海内闻之,莫不愤疾。东北西南各省军民长官璧本联席会议,相继通电,声明此等毁法之贿选,无论选出何人,概予否认。全国各法定机关暨各公团,亦相继奋起,为一致之主张,义正词严,昭如天日。曹若稍知众怒之难犯,典型之尚存,犹当有所顾忌,战其凶谋。不意彼辈形同昏瞽怙恶不悛。吴景谦等竟悍然于10月5日举锟为大总统,曹锟亦悍然于10月10日就职。蔑弃中华之礼仪,渐丧民国之道德,侵犯法律之尊严,污辱国民之人格,一至于此,可胜发指。谨按此次毁法行贿之选举,于法律上则绝对无效,于政治上则徒生乱阶……本联席会议特代表东北、东南、西南各省之公共意思,郑重声明:举凡曹锟所盗窃之元首名义,及其部曲所盗窃之政府名义,附逆议员所盗窃之国会名义,一切否认。除彼凶残,唯力是视。呜呼:国本飘摇,乱人鸱张,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凡我国民,共奋起毋馁,最后之胜利,终归正义。请悬此言,以为左券。各省联合会议代表汪兆铭、姜登选、杨琉询、邓汉祥、王九龄、吕蜜筹、李雁宾、赵铁桥、费行简同叩。

    反对曹锟贿选的活动,王亚樵从一开始就积极参加。

    通电发出的当天,王亚樵与洪东夷、刘醒吾等人组织上海市公民大会、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公平通讯社等游行示威,反对曹锟贿选。王亚樵还令“四大和尚”之一的郑益庵深夜穿着大元帅服,装扮成曹锟,受众人的指骂和鞭挞。

    “这是谁?”

    “狗曹锟!”

    王亚樵带着一群铁杆手下,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就这么一问一答。

    那一夜,“这是谁?”“狗曹锟!”叫骂声响彻了整个上海滩。

    不久,曹锟和吴佩孚得知这些情况,他们十分气愤,电示江苏督军齐燮元,让他们立刻命令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捉拿悍匪王亚樵。

    一场更加触目惊心的大剧在上海滩轰轰烈烈地开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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