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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抗日》 第十六章

    刺杀刺到蒋介石下野

    20年代末,中国南方*运动轰轰烈烈,使蒋介石心惊肉跳,不遗余力地要将这股赤色的火焰扑灭。+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当时全国各地反蒋运动屡禁不止,什么改组派、再造派、太子派、西南派、中原派层出不穷,使蒋介石感到危机四伏,风雨飘摇,坐卧不安。

    一方面,蒋介石要集中兵力剿共;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西南、西北等地反蒋战线。阵线本来就很空虚,加之连年兴师动众,白花花的银子水一样地流向各个战场,蒋介石常常感到难以运转。军费浩大财政枯竭,扩军备战受到限制。打仗要钱,买通洋人做靠山要钱,暗杀异己要钱,为夫人买首饰要钱,自己买人参护宝回春丸要钱……没完没了,什么都要钱。

    可钱在哪里?按部就班的财政收入显然越来越落后于时局了,在窘迫之中,蒋介石不愿让尿憋死,就想出了一个名目,收“米照捐”。所谓的“米照捐”,就是老百姓在交过田税等一切赋税后,在粮米上市时再交一次税,也就是变着法儿进一步搜刮百姓。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米照捐”的最初竟在王亚樵的家乡安徽试行。可能是当时的省长陈调元为了巩固地位,巴结蒋介石,主动承担的。

    这次,蒋介石实在选错了地方。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十年之内走马灯似的换了若干任政府主席。安庆的老百姓曾说过一句笑话:省政府大门外要是多了张陌生的面孔,你千万别小瞧了他,说不定他就是新来的省主席。不过,也大叫不必怕他,说不定他明天就卷铺盖走了,主席又换别人。

    这话并不刻薄。30年代初,陈调元第二次出任安徽省主席,两年不到,又换上了吴忠信。

    吴忠信,字礼卿,别号守坚,合肥北乡罗家冈人,与蒋介石私交甚笃。早在粤军任军职时,他与蒋就结拜为把兄弟。

    孙中山去世后,吴忠信追随蒋介石,生活上沆瀣一气。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曾寄居吴忠信上海的寓所,如同一家。蒋介石与宋美龄去日本结婚,托吴忠信、张静江处理前妻陈洁如和姚氏安置问题,以一万元送陈赴美留学;另把姚氏安排在苏州,与吴对门而居,由吴负责照料。蒋纬国还拜吴忠信为干爸爸。两家朝夕相处,过往甚密。

    在政治方面,吴对蒋忠心耿耿。吴在粤军任职期间,已察知蒋野心大,不能容人。为此,他曾向孙中山表示“此后不愿带兵”。又对蒋表示:“我不带兵,但我坚决拥护你,海枯石烂,矢志不渝。”

    此后,吴忠信与蒋相处谨小慎微,察言观色,遵意承旨,决不轻易向蒋推荐干部,以避嫌。但为了蒋的利益,也敢言人之不敢言,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牌政客。

    1928年以后,蒋、桂,蒋、汪及西山会议派间斗争激烈,吴忠信为蒋介石当说客,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奔波于桂系及冯玉祥、阎锡山之间,进行协调、斡旋。

    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吴忠信推行首席县长制,积极实行保甲制度,配合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红四方面军围攻。

    为了给蒋介石集团筹措经费,吴忠信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在芜湖、大胜关等产米区试办“米照捐”,却没想到遭到了强烈的抵制。

    先是西南政务委员肖佛成赶到上海,串联上海反蒋人士,扰乱蒋介石的扩军备战计划。继而,王亚樵令其弟、正在沈钧儒先生门下攻读法学博士的王述樵秘密联络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戚皖生、洪耀斗等筹备组建“安徽旅沪学会”,有组织地向“米照捐”发难。王亚樵则站在该会的幕后,四处联络,敦促安徽反蒋人士给予该会以大力支持。

    不久,“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邀请柏文蔚、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人参加,发出通电,推选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芜湖、蚌埠请愿,发动安庆米商罢市、米船停运活动。一时间,粮运不通,粮价猛涨。

    吴忠信主政无能,只好辞职。蒋介石无奈,只好下令撤销“米照捐”。

    “米照捐”被迫停办,扰乱了蒋介石的扩军备战计划。蒋介石获悉是王亚樵一手发动,“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搞起来的反蒋组织,遂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缉拿王亚樵。

    戴笠,人们都知道他是蒋介石的耳目,是大特务头子。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是王亚樵的部下,两人后来还拜过把兄弟。他,就是当年的戴春风。

    1925年初,戴春风离开王亚樵后,依旧未有着落,只好在杭州及故乡江山一带继续流浪。

    人生有许多事是不可预测的,有时命运的转折,只在瞬息之间的一个机遇。

    1926年的春末夏初,戴春风在江山县城内的悦来客栈里,与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毛人凤邂逅相遇。老同学十多年不见,今日萍水相逢,都异常激动,互叙别后衷曲。

    先是毛人凤谈起自文溪高小分手后,也曾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毕业后在江山县新塘边嘉湖小学当教员。1925年11月,考进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这次是请假回家奔丧,在江山县城小憩一夜等等。

    毛人凤说起潮州分校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时,眉飞色舞,兴奋异常。

    接着,毛人凤问起戴春风的近况,戴长叹一声,连说:“惭愧!惭愧!”遂把自己十多年来东游西荡,一事无成,屡遭挫折,前程茫茫的情况简叙一遍。

    毛人凤见戴春风心情十分忧郁苦闷,遂劝道:“以兄之才,他日前程当不在弟之下,只是未逢其主罢了。当今之世,‘革命朝气在黄埔’,兄何不到广东闯荡一番,或者功成名就,也未可知。”

    戴春风被毛人凤一语点醒,他跳将起来,满面放光,多年郁积胸中的愤懑、悲观之气一扫而空。他当即决定投考黄埔,重塑前程,成功与否,在此一搏。

    辞别毛人凤,戴春风回到家中,立即开始筹措路费。他怕母亲蓝氏劝阻,不敢据实相告,便将此事先与自己的好友柴鹿鸣商议。

    柴鹿鸣原名柴万喜,中等身材,粗识文字,系江山县清湖乡路村人。民国初年,任江山县政府保卫团的什长,管辖十多名团丁,驻扎在保安村,与戴氏一族很熟识。柴鹿鸣为人忠厚老实,且颇有侠义心肠。戴春风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之时,柴经常接济一些衣食之物,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言语,这使戴春风十分感激,因而引为知己,两人遂成患难之交。

    这次,戴春风又找到柴鹿鸣,感叹地说:“柴兄,孔夫子云:三十而立。我今年已经三十岁了,可是一直徘徊乡里,无所作为,浪迹江湖,一事无成。现在,我决心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谋一晋身之阶,唯母亲必定死活不让我出门,我也不想使母亲过分伤心,如此下去,我难道就此老死乡里,一文不名吗?”

    柴鹿鸣见戴春风这次决心很大,对前程也深信不疑,受其感染,也决定助其一臂之力。想了想,便说:“此事你果真有决心,我有一计,倒也不为难。你只要先做通你太太毛氏的工作,得到她的首肯,暗中预作准备。你就在半夜空手离家,由我到村口给你送行李,先瞒过你母亲。事后,再由我和毛氏向老太太禀明缘由,我想老太太深明大义,终会想通,你看如何?”

    戴春风一听大喜,说:“瞒天过海,乃三十六计之首,不想老兄亦用得如此之妙。去黄埔的事,我决心已定,就麻烦你给我送行李了。”

    戴春风回到家里,向妻子毛氏说明决心赴广东黄埔投考一事,毛氏感其奋发图新之心,不但支持,而且拿出了自己的一支金簪,赠给戴春风权充路费。戴春风接过金簪,心中一阵酸楚,想要说两句感激报答之语,终觉苍白无力,没有说出口。

    当日深夜,柴鹿鸣拿着行李在保安村口接应,戴春风告别毛氏,吻别爱子,来与柴鹿鸣会齐。

    临别时,柴鹿鸣再三叮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春风老弟此次到广东进了黄埔,切切要牢记孟老夫子的这段教诲,一定要沉下身子,学业有成,切莫再像过去一样,回家来又是两手空空。”

    戴春风听了柴鹿鸣的话,极为感动。他坚定地回答说:“孟老夫子的教诲,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我这次考黄埔,要改名叫戴笠。这名字取自《风土记》,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我如果再不闯点颜色出来,今后也没有面孔再见到你,也决不再回到江山县来。你对我的恩情,可以说胜过我的妻子和母亲,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后如有出头之日,定必图报。”说完,接过行李,掉头就走。

    行不数步,戴春风又转过身来,向柴鹿鸣鞠了一躬,口中说道:“柴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逢,必当厚报。”说完,扬长而去。

    从此,戴春风改名为戴笠,字雨农,意在“弃旧图新,开拓前程”。

    戴笠二字本引自北宋李昉等辑的《太平御览》卷406《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

    后以“戴笠”指贫贱的故人,古诗亦有“万事候息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之句,后世称不以贵贱而异的深厚友谊为“车金交”。

    而戴春风改名戴笠,尚有一层以《风土记》作者周处自谕的意思。周处是西晋人,相传少年时横行乡里,父老把他和蛟、虎合称“三害”,周处后斩蛟射虎,发愤改过,做官做到太守、御史中丞。戴春风比照周处,也有从此发愤图强、建功立业的念头。

    当然,戴笠之名还有避凶趋吉之效。早在宁波流浪时,其母蓝氏曾为戴春风占过一卦,说戴春风命中缺水忌土,虽是贵人之命,却有干枯之象。为此,戴春风久欲改名,以作补救。现取名戴笠,字雨农,皆含水多之意。

    戴笠到广东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被编入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七连。

    1927年,戴笠在黄埔军校还没毕业,就被选拔在校本部骑兵营服役。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下令所部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清党,宣布*为非法组织。4月15日,国民党在黄埔军校中实行清党,戴笠向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告密,揭发同学中二十余名*员。

    由于在这次清党活动中的特殊表现,戴笠受到胡靖安的格外器重,被引为亲信。胡靖安竭力推荐他为后来的骑兵营国民党部执行委员。据此,他认识到在黄埔学生中开展情报和密报的重要性,对搜集情报和进行密报活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

    自1928年以后,戴笠在国民军总司令部密查组工作。

    这期间,戴笠积极为蒋介石刺探各种情报,由于准确而迅速,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戴笠的特务处对外联络站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这里既不挂任何牌子,也不设任何岗哨。行人亦可以从门前经过,所不同的是门内有带枪的便衣人员把守,进出都要严格检查证件。

    特务处本部原设在徐府巷,后搬到洪公祠1号。但特务处外勤人员非有特殊情况不能去洪公祠1号,而只能到鸡鹅巷53号接洽。再打电话到洪公祠1号报告,由那边派人来谈。

    外边的信件包裹,也都要先寄到鸡鹅巷53号,再由内部交通转洪公祠。因此,洪公祠1号不但局外人不得而知,就是特务处的大多数外勤特务也只知有53号,不知有l号。

    此时的戴笠,已不再是当年在上海滩流浪的小瘪三,也不再是到处求一口饭吃的江湖混混,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鸡鹅巷53号的老板。

    就戴笠来说,当初对王亚樵尚存恻隐之心。成立特务处时,戴曾向蒋推荐起用王亚樵,蒋介石因王亚樵以前的行为,便认定“此人思想左倾,不可为我所用”。戴笠见此,便不再提起王亚樵三字。

    现在,王亚樵已威胁到蒋介石的存在,戴笠仅有的一点同情和患难之情已不复存在。

    戴笠在上海查封“安徽旅沪学会”,秘密监视王亚樵的行动,虽然他自己没有亲自出马,但其手下对“安徽旅沪学会”的骨干人士大打出手。此后,王亚樵便发誓,与昔日的把兄弟割袍断义,恩断情绝。

    在对王亚樵的跟踪监视期间,戴笠发现,有两桩悬而未决的大案,竟然系王亚樵所为。

    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胜后,便积极张罗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希望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自己的大权,然后当上总统。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召开国民会议案。在这次会议上,无人敢反对,唯独身居立法院长的国民党文人领袖胡汉民起来激烈抨击蒋介石擅自约法。

    胡汉民原与蒋介石矛盾重重,1928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又上台后,汪精卫被迫出走,他就从欧洲回来做帮手了。

    胡汉民确实很能干,也确实为蒋介石效了力。他把蒋介石推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在与桂系的作战中,帮助扣留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对冯玉祥的作战中,帮着打败了冯玉祥;中原大战中又帮着蒋打败了联军。他每天早上4点半起身,晚上11点才睡,任何事情都精心料理,若没有他,蒋介石一个人是无法在政治上、军事上那样得手的。

    可是,胡汉民就是不同意蒋介石当总统。他要干啥?他是想让蒋学习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带兵打败希腊以后就把大权交给副手伊斯默。胡汉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伊斯默,但是,蒋可不愿做凯末尔,他容不得别人在他的前进道路上设置障碍。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

    谁知这一来,麻烦更大,党风众口一词强烈反对。又邓泽如、古应芬等提出了一个《弹劾蒋中正提案》。胡汉民也传话给亲信古应芬,让古应芬到广东策动陈济棠联桂联汪来“反蒋”,开赴广州,另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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