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葵的基地在上海总领事馆，每周一到南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请百度搜索+他在南京主要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政廷打交道，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田中和重蔚千春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
更主要的是，行刺得手后，也可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站内外，以制造栽诬王亚樵的证据。这样，中国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日本军部也就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了。
至于行刺重光葵公使的人选，日本军部早就看上了清帮头子常玉清。
常玉清，大连人，早年在东北南满铁路给人理发。1927年他来到上海，从杜月笙走卒变成了“双观园”浴室的老板、清帮的头子。由于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在上海滩能和师傅杜月笙分立门户，分庭抗礼。
1939年后，此人到了南京，在夫子庙开妓院茶楼，替日本人服务。为独霸六朝胜地，他将所属清帮改为“安清同盟会”，彻底背叛了祖传的传统教义，成为敌伪的得力爪牙。抗战胜利后，这小子在南京被国民政府抓获，后被处决。此系后话。
郑抱真听过小泥鳅的报告后，感到问题极为严重：明天王亚樵刺宋子文，常玉清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是，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推到斧头党身上。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民族的罪人。
当时，华克之和郑抱真在一起。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楚，同时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毅然决定，他和华克之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走出车厢之前下车，对空鸣枪发出警报，以威慑他们不敢离开车厢，对宋子文和重光葵实施“保护”，以破坏常玉清的行刺计划，也使王亚樵暂时下手不得，待说明情况后，再图他谋。
然而，郑抱真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和重光葵等人乘坐专车离宁驶沪，王亚樵在此之前已接到电报。
“宋子文，这下对不起了！”王亚樵拿出宋的照片看了一下，坚定地说。接着，他立即派上海组员按原定部署分别进入预定位置，准备战斗。
此时，王亚樵根本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和常玉清的行动。他仍按原计划部署：由孙凤鸣等七人守月台，由龚春蒲、刘刚、龙林、唐明等守候车室，由谢文达率第三组把守站外的天目路一带。
7月23日上午，宋子文所乘列车抵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警戒森严，而王亚樵的部署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站内动向。
与此同时，常玉清一伙也进入各自的位置，做好了杀人的准备。
两股人马在互不清楚底细的情况下，都已进入高度紧张状态。王亚樵因两次刺蒋未成，此次为保一定成功，便亲自来到车站，现场指挥调度。铁血锄奸团的人员以旅客身份设了三道狙击线，确保万无一失。
当火车轰鸣着吐着浓烟进入上海北站时，一切都已经布置妥当。杀机在钢轨上、月台上跳跃着，令知情者微微有些紧张。
宋子文和重光葵乘坐的车厢是一节挂在列车尾部的“花车”，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六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胪。一伙人在车上交谈疲倦后都睡觉了。
从前，重光葵回沪都是车过真如站后，由列车员唤醒。这次，列车员竟鬼使神差看错了站，早早就把睡梦正香的重光葵叫醒了，重光葵一醒就再也睡不着，气得直发脾气。每次到北站后，他都是与宋子文一道下车。这次车刚停稳，他连招呼也不打，便气呼呼地下了车，随着人群出了车站，钻进了汽车。
宋子文随后在其秘书的陪同下，缓步走下车来，在众人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杀手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
就在同一时刻，守在车厢中待机的郑抱真和华克之见宋子文已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常玉清的枪击圈内，便不顾一切跳出车厢，紧急对空鸣枪，以示警告。
宋子文的卫士见状，立刻拔枪还击。王亚樵手下人看到郑抱真信号后还以为需要支持，便向卫士开枪。
一时间，车站内外子弹横飞，枪声大作。
这时，重光葵的汽车还没开，一颗子弹打到车框上，发出很大的响声。
“快开车！快！”
重光葵叫着，司机发动起了汽车，一溜烟出了车站。
宋子文和随身秘书唐腴胪都穿着一身白哗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唐夹着皮包，宋空着手。
杀手一组组长刘刚以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宋子文，便向唐腴胪开枪，其它组员也随之向唐开枪。
宋子文的卫士当场反击，并掩护宋子文躲避在一根大柱后面。
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向出口。
常玉清一伙，见枪战突起，如坠云雾之中，迷惑起来。但他们突然发现宋子文就在不远处，与他并肩走的人也身穿西服，但手中拿着大黑皮包，个子略矮，便认为必是重光葵无疑，遂发出“目标已达”的信号。所以，枪战开始后，他们也瞄准了唐腴胪，连连开枪。
可怜唐腴胪，小小一个秘书，既成了重光葵公使的替身，又代表宋子文部长领死。他到底是先丧命于王亚樵之手，还是死于常玉清的手下，如此谁也无法说清，只能是千古悬案了。
常清玉见“目标”已死，示意迅速撤退。此时，王亚樵手下的孙凤鸣也误以为宋子文已丧命，遂甩烟幕弹，让人马安全撤出。在孙凤鸣的烟幕弹的无意掩护下，常玉清一伙烟幕弹没扔，也安全撤走。走的当儿，他们乘着混乱丢下了栽赃物。后来，在排除栽赃物时，炸弹爆炸，还伤了三四个人。
混战过后，常玉清想不到这次行动如此顺利圆满。王亚樵一行也安全无虑，认为宋子文已死无疑。郑抱真则后悔不已，以为重光葵必死，日本将藉此发动战争，他们将成为民族罪人了。
待常玉清奔到虹口东华纱厂内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以后，才知道击中的原来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才明白有人要杀宋子文。田中隆吉不但不付给事先答应好的二万，而且还要找麻烦。常玉清连忙保证，再寻机会谋划。1932年1月18日，常玉清带领三个门徒，化装成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对五名日本和尚饱以老拳，并将其中的莲宗和尚打死，制造了所谓的“日本和尚事件”，对刺重光葵一案进行补救，为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制造了口舌。
唐腴胪是宋子文极其信任的随身秘书，时年三十岁，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来不久，正值新婚燕尔，新娘美丽无比，尚未品足人生快事之乐趣，便遭此横祸。
当枪战开始时，唐腴胪首先是惊呆了，在出口处，他傻乎乎地东张西望，以一个标准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木讷，欲找一安全之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么多的子弹，竟然全部冲着他射来，临死时，他不得不向自己发问：“这是怎么回事？”
而宋子文见唐腴胪中枪后，腿脚一软，滑倒在地，就势滚到一根大柱子后面，体如筛糠一般。一名保镖见状，急忙上前，用身体护住他。待烟幕弹甩开后，保镖夹起他，跑进了站长室。
经过检查，宋子文连皮也没有蹭破一块，但是，一条裤子却湿透了。那是他因惊吓，而小便失禁的结果。白哗叽裤子湿透后沾上了些灰，变成了彩色的。
王亚樵得知内情，直埋怨郑抱真、华克之不事先通知他事情的变故，并一直以为唐腴胪是自己人误击，对唐之死，深感不安。
半个月后，唐腴胪的新寡之妻正在家里看着唐的遗像愣神，一个中年汉子走了进来。
“你是唐太太吗？”
唐妻点了点头。
“对唐先生的不幸，我深表遗憾。这是两千块钱，请你收下，略表一下我的心意。”
“这——我不认识你呀？”
“不要问了，我走了。”说完，那汉子转身疾步而去。
这个汉子就是王亚樵。
宋子文对这次风险内情一直不清楚。他不相信是王亚樵的斧头党所为，哪有那么傻的？自己作案，自己留下证据？他坚信是广州方面的对手干的。因为事前，老是有人警告他，广州方面将对他不利。以后的岁月里，只要出门，他都异常小心。谈到这件事情，他常常不由地浑身发抖。
而侥幸身免的重光葵事后很快知道了刺杀是向他来的，但他并不完全清楚，因为王亚樵这一层，他当时是不清楚的。他曾怀着“替我受难”的感激之情，去看望宋子文，又去唐府进行了慰问。当然，他没有告诉宋子文事情的真相，在那个时代，他的脑袋不允许他这样做。
重光葵得知事情的真相纯属偶然，“一·二八”事变中田中隆吉因有功而被天皇表彰，得意忘形间，他竟然向重光葵的书记官林出贤和盘托出了事情的真相，林出贤立刻报告了重光葵。以后的十几年间，林出贤一心要将田中暗杀掉。因为，当时林出贤就是跟在重光葵身后的两位书记官之一，一旦射击重光葵，他的小命也必将难保。但是，林出贤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战后，一条腿的重光葵回到日本。田中隆吉作为一个罪人去拜访他，并向他道歉。当然，田中隆吉也叙说这件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到了1981年，重光葵出版了他的《外交回忆录》。
积年数件要案并破，且皆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闻报，大怒。严令戴笠和上海军警机关合作，限期将王亚樵缉拿归案。
王亚樵的实力和手段，戴笠是知道的，要追捕他，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戴笠不敢掉以轻心，亲自率领大批特工人员，赴上海周密布置和坐镇指挥缉捕王亚樵。
一对昔日老友，两个拜把兄弟，一个号称“中国暗杀大王”，一个号称“政治第一杀手”，真在上海滩大庭广众翻脸杀将起来，鹿死谁手，恐怕没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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