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满清使者的狮子大开口,即便李倧有万般不甘,但也只能咬牙点头应下。
如今前线一场大败,十二万中央禁军全军覆没,再加上又迟迟等不到天朝援兵,朝鲜就像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
然而清廷索要的三十万石粮食,对於如今满目疮痍的朝鲜而言,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要知道,朝鲜八道一整年的粮食产量也才只有一百五十万石左右,国库税粮岁入只有区区二十七万石。
而朝鲜的粮食产量之所以如此之低,与近几十年间接连不断地三场大战脱不开关系。
在壬辰倭乱前,朝鲜全国在册的耕地大约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万结之间,折合明亩约七千余万,也算上仓廪充盈,膏腴遍野。
可自从日军於釜山登陆,短短两月横扫朝鲜全境,致使其耕地损失超过了八成,全国仅剩下了三十万结可纳税耕地。
即便後来大明出兵援朝、驱逐倭寇,可七年战火造成的人口断层、田地水利荒废,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抚平的。
然而祸不单行,後续丁卯、丙子两次胡乱接踵而至,清军从朝鲜先後掳走了超过六十万朝鲜青壮;
其中北疆平安、咸镜两道损失最为惨重,无数村落男丁为之一空,田间再无耕作之人,大片好不容易复耕的田地又再度荒芜废弃。
为了凑齐这三十万石粮食,朝鲜君臣只能把主意打到了三南地区,也就是全罗、庆尚、忠清三道。
相比北部多山的条件,三南地区拥有更多平原,是朝鲜最重要的粮仓,国库中的大部分税收都出自此地。
随着李倧一声令下,征粮的公文以最快的速度发往了三南各道。
各郡县的官吏和差役不敢怠慢,鞑子屠刀架在脖子上,上头又催紧,完不成差事就要掉脑袋。
於是短短数日之内,成群结队的税吏便揣着黄册,涌入了各乡各村,挨家挨户地开始搜剿粮食。
全州府,东庄村。
穿着皂衣的税吏们蜂拥而入,不分青红皂白地闯进了农户家中,掀开里间的谷仓,将里头的存粮尽数搬走;
主人家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实汉子,面对如狼似虎的官吏根本不敢上前阻拦,家中女人倒是站出来想要拦下税吏,可迎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毒打。
此时正值初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三南百姓刚经历了一场严寒,家中存粮本就所剩无几,仅剩的些许谷米杂粮,是全家老小赖以熬过春荒的依仗;
可即便如此,税吏们也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只是一味地踹门入户,翻箱倒柜,将缸中余粮搜刮殆尽,甚至就连百姓家中预留的稻种也被尽数搜走。
可怜三南地区的百姓,虽然守着膏腴之地,但相应的也要承受整个朝鲜最沉重的赋税负担;
不仅要向朝廷缴纳缴纳田税、贡米,还要承担丙子胡乱後与清方签订的《南汉山城条约》中规定的岁币朝贡,每年要额外向清廷进贡布匹、粮草、金银等。
但朝鲜税吏们可管不了这些,征粮是上头交代下来的死命令,他们又不敢闯进那帮两班贵族的府邸宅院里,只能对普通百姓下手。
正当三南之地因朝廷苛征、搜刮民储而哀鸿遍野、鸡飞狗跳之时,潜伏在暗处的汉军探子总算是嗅到了可乘之机。
早在当初江瀚透露出有意将整个朝鲜半岛一并纳入版图的想法时,宁安侯方宏便把探事局的一众精干,以通商、采办的名义提前派往了朝鲜。
为了体现出对此事的重视,他甚至不惜把麾下的力干将、探事局的二把手给派到了朝鲜坐镇。
此人便是大汉朝的新晋勋臣,明远伯姚江枫。
姚江枫的履历自然不必多说,先是潜伏在京师运筹布局,亲手活捉了前明崇祯皇帝;
而後又带队南下,策划并引爆了那场席卷三省、声势浩大的江南奴变,彻底瓦解江南士族的根基。
而他也凭藉这一桩桩大功,从昔日默默无闻的探目小旗,一跃跻身大汉勋贵之列,成为朝堂新贵。
本来以姚江枫的功绩,给他封个明远侯也并无不可。
但奈何总领探事局的方宏也仅仅只是个侯爵而已,为了避免上下失衡,江瀚便暂时将他的爵位压了一压;
等彻底平定朝鲜後再论功行赏,两人都能再上一个台阶。
姚江枫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不过他倒没什麽怨言;
毕竟方主事作为跟着陛下最初起事的元老功臣,目前都只是个侯爵,自己能从一介微末跻身为新朝伯爷,已经是祖宗保佑,皇恩浩荡了。
不过话说回来,谁又不想进步呢?
只要此次能助陛下将朝鲜收入囊中,凭藉开疆拓土之功,一个世袭罔替的侯爵肯定跑不了。
抱着这份再进一步的心思,姚江枫接到命令後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点选了一批精干,伪装成商队,乘着郑家往来东海的海船,潜入了朝鲜境内。
可相比起在国内暗中鼓动人心、策划暴动举义,在异域他乡行事的难度着实不小。
以往在中原时,汉军探子们熟稔民情、通晓风土,极易串联乡野民间;可如今身处朝鲜,语言文字不通,给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虽然朝鲜的官方文字是汉文,所有官方文件、历史典籍、科举考试皆由汉文写就,但朝鲜的底层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却是朝鲜语。
不同於中原,朝鲜王朝内部的等级壁垒极为森严,几乎可以说是难以逾越,根本不存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况。
在等级森严的朝鲜社会中,除开王室宗亲外,全体朝鲜人又分为五等。
处於第一等的,自然就是文武两班贵族。
他们是社会的绝对支配阶级,不事生产却享有免除赋税、兵役以及酌情减刑等特权。
两班身份是世袭制的,只有正室诞下的嫡子才能继承两班地位,与妾室所生的「庶孽」则会被降级使用,也就是第二等「中人」。
中人是介乎两班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专业技术官僚,比如译官、医官、画员、乐师、律官等。
虽然这部分官僚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力量,但其身份决定了他们无法参与核心决策。
而第三等则是常民,即承担重税的普通百姓,以农民和渔民居多,也有极少数工匠和商人。
常民唯一的上升通道便是考取杂科,以此获中人身份,跻身官僚阶级。
第四等贱民、第五等奴婢则是整个社会中最底层的人群;
包括商人、船夫、狱卒、犯罪逃亡者、僧侣、白丁、巫女这七类,统称为贱民。
根据「从母法」,贱民身份会随母亲世代相传,永无翻身之日。
而汉文作为朝鲜官方文字,通常只会在两班贵族和中人之间传播,有着极强的阶级壁垒。
对於底层的常民、贱民而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法读写的文盲。
虽然後来朝鲜世宗创制了谚文,但这一文字也只在社会下层传播,上层阶级只会将其鄙夷为「庶民和女流之辈的文字」。
面对这一情况,姚江枫也是颇感无奈。
汉军探子向来都是走的群众路线,靠的是发动被层层压迫、剥削的百姓举义起事,里应外合;
可如今语言不通、文字隔阂,这条路就相当於被堵死了。
无奈之下,姚江枫只能暂时先隐藏暗谍身份,转而带着部众潜心学习起了朝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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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掌握当地语言,他还以「商队招聘通事」的名义,企图在朝鲜境内寻找通晓汉话的翻译。
可朝鲜社会里懂汉话的本就不多,其中大部分还是两班和中人官僚,显然不适合发展为内线。
一行人兜兜转转,走遍了全罗道,最终才在南原都护府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此人名叫朱行吉,是南原都护府治下的一位常民。
说起来,朱行吉此人虽然家世清贫,但却中原有着极深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是名门之後。
他姓朱,祖先正是有着「理学圣人」之称的朱熹。
早在南宋嘉定十七年,朱熹的曾孙朱潜便认定南宋朝廷国力衰微、无力回天;
失望之余,朱潜索性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认为朝鲜半岛是箕子受封之地,素称「礼仪之邦」,是可以托付身家去处。
於是朱潜便携带家眷及门人浮海东渡,毅然决然地前往了高丽,并最终定居在了全罗南道一带。
经过数百年开枝散叶,朱家後人自然也有不少,迁移到了北面的南原都护府。
不过虽然朱行吉身为朱子第二十代孙,但他的日子过却不怎麽好,甚至可以说有些穷困潦倒;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是庶出。
在这个嫡庶有别的时代,嫡子在族中的地位远比庶子高贵,即便是圣人後裔也难以摆脱这一桎梏。
朱行吉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亲戚,在朝廷里担任各类官职,自己却守着分来的一亩三分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以耕种度日。
好在其家传的汉文并未断绝,朱行吉也因此搭上了汉军探子这条线。
不过起初时,他并不知道这群人的真实身份,只当他们是单纯来做买卖的生意人,自己也只是应聘做个翻译通事,挣些外快而已;
直到後来,姚江枫聘请他教授麾下部众朝鲜文字,朱行吉才渐渐起了疑心。
朝鲜话作为底层民众使用的语言,就连他这个常民内心都极为排斥,更何况这群来自故土天朝上国、谈吐不凡的商人?
而为了打消他的疑虑,姚江枫这才半真半假地向他坦言自己并非单纯行商,实则也有些官方背景;
不过这也是为了探查朝鲜国内的民情、舆论,以便大汉朝廷及时掌握其动向。
後来鞑子在义州大败朝鲜中央禁军,并逼迫国王李倧输粮三十万石;朱行吉身为纳粮民户,自然也受到了波及,家中存粮被朝鲜税吏搜刮一空。
他情急之下想要阻拦,可不料却被蛮横的朝鲜税吏痛打了一顿,并将其直接锁拿下狱。
县官本想来个杀鸡儆猴,判他个流放千里的重罚,最终还是姚江枫等人知消息,出面上下打点、疏通关节,才总算是将他给救了出来。
经此一事後,朱行吉才算是死心塌地的归附了汉军探子,并开始借着其本地人身份,在乡野村落间奔走联络,暗中串联、鼓动人心。
躲在幕後的姚江枫见此情形,本以为能和当年江南一样,在三南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民变,可最终的结果却让他有些大跌眼镜,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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