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走的。
湖面上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像谁把一团棉花撕碎了撒在水面上，东一缕西一缕，缠着芦苇的腰。乌篷船泊在岸边，船头的小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养母蹲在船尾，把昨晚连夜烙好的饼一张一张码进蓝布包袱里，饼还带着余温，用油纸隔开，一共十二张。她把包袱口扎紧，又解开，往里面塞了一双新纳的布鞋，鞋底厚实，千层底的针脚密密麻麻。然后她又解开，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她数了又数，最后全塞进包袱夹层里。做这些的时候她背对着船篷，肩膀微微耸着，阿贝看不见她的脸。
养父靠在船篷口，右腿直直地伸着，搭在船板上。他手里攥着一根旱烟管，没有点，只是攥着，指节泛白。他望着湖面，雾正从水上升起来，贴着水面缓缓移动，把远处的芦苇荡和更远处的湖堤都吞了进去。他忽然开口：“阿贝，你过来。”阿贝走过去，在他面前蹲下。他伸出粗糙的手，在她头顶上停了一下，然后从自己脖子上解下一根红绳，红绳上系着一枚铜钱，磨得锃亮，外圆内方，边缘被磨得薄而光滑。他把红绳系到阿贝的脖子上，和那半块玉佩并排挂在一起。铜钱贴着玉佩，发出极轻的一声“叮”。
“这是你娘嫁过来时带的，说是她奶奶传下来的。”莫老憨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不值钱，就是个念想。你带着，到了上海，看见它就跟看见爹娘一样。”阿贝低头看着那枚铜钱，铜钱在她掌心是温热的，带着养父的体温。她想说什么，喉咙却被什么堵住了，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养父伸手在她肩膀上拍了拍，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掌心的茧子硌着她的肩胛骨，但很暖。他说：“走吧。趁雾大，船少。”
养母把包袱递过来。阿贝接过，包袱沉甸甸的，压在手臂上。她背到肩上，抬头看了养母一眼。养母的眼睛红肿着，显然一夜没睡好，但脸上挂着笑，那笑像画上去的，嘴角在颤。阿贝忽然跪下来，在船板上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在木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养母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蹲下来抱住她，把她的头按在自己怀里，手掌一下一下摩挲着她的后脑勺。阿贝闻到养母身上那股熟悉的气味，湖水的腥气、鱼鳞的滑腻、灶火的烟熏、还有衣襟上洗不掉的芡实香。这个味道她闻了十六年，从三个月大被抱回来那天起，就浸在她的骨头里。
“到了上海，先找地方住下，别舍不得花钱。”养母的声音闷在阿贝的头发里，“找绣庄，一家一家问，总有识货的。要是……要是实在不行，就回来。莲塘的湖面再小，也容得下你一条船。”阿贝在养母怀里点头，眼泪把养母的衣襟洇湿了一片。她站起来，背起包袱，跳上湖堤。湖堤上的青草还挂着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她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养父还靠在船篷口，旱烟管举起来，朝她摆了摆。养母站在船尾，手攥着围裙的下摆，攥得指节发白。乌篷船在雾气里渐渐模糊，像一幅被水浸湿的画，边缘化开了，颜色淡了。
阿贝转过身，大步往镇上走。她没有再回头，因为知道回头就走不了了。
从莲塘到上海，要先坐船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从省城搭火车去上海。阿贝算过，路费花掉了养母塞给她的一半钱。火车是慢车，见站就停，车厢里塞满了人，过道上站着、蹲着、靠着，行李架上的包袱和竹筐摞得摇摇欲坠。阿贝挤在靠窗的位置，包袱抱在怀里，一刻不敢松手。车窗外的风景从水田变成旱地，从绿变黄，又变成灰扑扑的城镇边缘。烟囱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密，天空从蓝色变成灰白色，像被谁抹了一层薄灰。
她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蓝布工装，胸口别着一枚铜章，是纺织厂的工人。女人见阿贝一个人，年纪又小，便搭话：“小姑娘，一个人去上海？投亲？”阿贝摇头：“去办事。”女人打量了她一眼，目光落在她怀里的包袱上，那包袱虽旧但洗得干净，布面上绣着一小朵兰花，是阿贝自己绣的。女人说：“上海那地方，人精得很，你一个小姑娘，小心些。火车站骗子多，别跟陌生人走，别信什么招工介绍所的，都是坑人的。”阿贝点头，把女人的话记在心里。
火车到上海时天已经黑了。阿贝随着人流走出站台，站前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她站定了，抬头看天。天是灰紫色的，被周围的灯光映得发亮，看不见一颗星。高楼一栋接一栋，窗户里透出黄的、白的、彩色的光，霓虹灯闪烁着，红的绿的字在她眼前跳，她认不全，只看清“大上海”“永安”“先施”几个字。汽车喇叭声、电车叮当声、人的喊声笑声，混在一起涌进耳朵，比莲塘的蝉鸣蛙叫热闹百倍千倍，却让她觉得更安静——一种被淹没的安静，像一粒沙掉进了大海，激不起任何涟漪。
她背着包袱走出广场，沿着一条大马路走。马路两侧是高大的梧桐树，叶子还是绿的，在路灯下泛着油亮的光。人行道上人来人往，穿旗袍的女人、穿西装的男人、拉黄包车的苦力、卖夜宵的小贩，所有人都在移动，匆匆忙忙，目不斜视。阿贝走得很慢，东张西望，好几次被人撞到肩膀，撞她的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一句“对不住”也没有。她找了个墙角站定，从包袱里摸出一张纸条，上面是周掌柜写给她的地址：法租界霞飞路二百三十弄，云锦坊。
她向一个卖烟的小贩问路，小贩上下打量了她一眼，指了个方向：“霞飞路啊，顺着这条路往南走，走到第二个大路口往东拐，再走一段路就到了。远着呢，你坐电车吧，两站路。”阿贝摇摇头，道了谢，背着包袱往前走。她舍不得坐车，钱要省着花。走了一段路，她发现上海的马路比莲塘的石板路硬得多，走久了脚底板疼。她把养母纳的新鞋换上，旧鞋塞进包袱里。新鞋是千层底，踩在柏油路上有点硌，但比旧鞋强些。
走到霞飞路时，路上的行人少了一些。这一带和刚才的南京路不一样，梧桐更密，房子矮了些，是一排一排的石库门弄堂，红砖墙，黑漆门，门楣上刻着吉祥的花纹。弄堂口挂着晾衣竿，上面飘着衣服和被单，在夜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阿贝找到二百三十弄，往里走，弄堂很窄，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绳，脚下是湿漉漉的石板，墙角长着青苔。她在第三个门牌前停下，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灯光。她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瘦削脸，颧骨很高，头发用一根银簪绾着，穿着素色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毛线开衫。她看见阿贝，愣了一下：“找谁？”阿贝说：“请问是云锦坊吗？莲塘镇的周掌柜让我来找您。”女人的目光动了动，把门开大了些：“进来吧。”
阿贝跟着她走进屋里。这是一间底楼的前客堂改的绣坊，靠墙摆着几张绷架，绷架上有未完成的绣活，丝线搭在架子上，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屋子中间是一张长桌，桌上摊着各色丝线和纸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混着丝线特有的蚕丝气息。女人在桌边坐下来，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坐。”
“周掌柜的信呢？”阿贝从包袱里翻出信递过去。女人拆开看了，又打量了阿贝几眼，目光落在她包袱上那朵手绣的兰花上，多停了一瞬。“你叫阿贝？”阿贝点头。“多大了？”阿贝说：“十六。”女人把信折好放在桌上，手指在信纸上敲了敲：“周掌柜说你针法好，有灵性。不过上海不比莲塘，绣庄多，绣娘更多。我这里活儿不少，但工钱不高，你能干就留下试试。管住不管吃，一个月四块银元。绣品算绩效，多绣多得。”阿贝算了算，四块银元，比莲塘多一块，还省了房租。她点头：“我干。”
女人站起来，领她穿过客堂，走到后面一间小屋。小屋里放着一张窄床、一张小桌、一把竹椅，桌上有一盏煤油灯。窗子很小，开在弄堂内天井的方向，外面是别人家的后墙，看不见天。女人说：“被褥在柜子里，自己铺。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先扫院子、擦绷架、理丝线。七点上工，中午歇一个钟头，晚上到六点。赶订单的时候要加班，没有加班费，但订单完成后有红包。”她交代完这些就走了，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
阿贝坐在窄床上，把包袱放在膝盖上。包袱沉甸甸地压着大腿，她忽然觉得很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她解开包袱，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十二张饼，两件换洗衣衫，一双旧鞋，养母塞的钱——她数了数，还剩八块银元零三毛。还有那个油纸包，包着她的长卷绣品。她打开油纸，把绣卷展开。灯光下，湖上渔家的四季在绣面上流动，春日的银光、夏夜的萤火、秋天的芦花、冬日的雪。她盯着那幅绣品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卷起来，重新用油纸包好。
她从怀里摸出那半块玉佩和那枚铜钱。玉佩是凉的，铜钱是温的，她把它们并排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玉的断口参差，铜钱的方孔圆滑。一块来自未知的来处，一块来自现在的家。她攥紧它们，指缝间漏出一点玉的青白和铜的暗黄。
窗外弄堂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响着，渐渐远了。远处传来电车拐弯的叮当声，还有黄浦江上汽笛的长鸣，沉闷的，像一声压抑很久的叹息。阿贝吹灭了煤油灯，躺下来，被子有樟脑丸的味道，硬邦邦的。她侧过身，面朝墙壁，墙壁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床沿，裂缝里渗出隔壁人家的灯光，细细一线，落在她枕头边。她把手心贴在墙上，那线光被她的手挡住了，在指缝间折了一下，又亮起来。
她想起莲塘的夜晚。湖面上黑沉沉的，天上有星，密密麻麻铺满，像谁把一袋碎米撒在了深蓝的布上。渔火一盏一盏亮着，映在水里，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风从芦苇荡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草香。养父在船头哼歌，声音低低的，听不清词，只是那么哼着。养母在船尾收拾碗筷，瓷碗碰着木盆，叮叮当当的。阿贝躺在船板上，脚趾翘着，看天上的星一颗一颗亮起来。
她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洇成一片不规则的形状，像莲塘的地图。她盯着那片水渍，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周掌柜说，《水乡晨雾》那幅绣品被一个上海客人看中了，出了双倍的价。那个客人是什么人？周掌柜没说，只说“懂绣”。如果那个客人真的懂绣，他会不会来找绣这幅画的人？
阿贝闭上眼睛，把那线透过墙缝照进来的光关在眼皮外面。她在黑暗里默默数着：明天早起，扫院子，擦绷架，理丝线。然后，找一块布，绷上架子，开始绣。绣什么还没想好，但针在手里，线在手里，就什么都不怕。水流再急，船只要顺着走就不会翻。可她要逆着水流撑篙，撑着撑着，总能撑出一条自己的航道。
这一夜，阿贝睡得很浅，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一艘大船的船头，船正驶进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像两排巨人，俯视着她这条小船。江面很宽，船在江心显得很小，像一片落叶。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和衣角猎猎作响。她攥着船头的栏杆，栏杆是铁的，又冷又硬。船向前驶着，驶向一片茫茫的水雾。雾的那一头有什么，她看不清。但她攥着栏杆的手没有松。船头劈开江水，浪花溅上来，打湿了她的脸。那水是咸的，和莲塘的淡水不一样。
她醒来时天还没亮，弄堂里传来刷马桶的声音，唰啦唰啦，一声接一声，从巷头响到巷尾。阿贝坐起来，摸黑穿好衣裳，把玉佩和铜钱贴身戴好，推开门走出去。客堂里，女人已经在绷架前坐下了，手里拈着针，正低头绣着什么，听见她的脚步声，头也没抬：“院子扫了，绷架擦了，丝线按颜色分好。今天有一批活要交，下午之前绣完。”阿贝应了一声，拿起靠在墙角的扫帚，开始扫地。
扫到门口时，她停了一下。门虚掩着，外面是弄堂，弄堂尽头是大街，大街那头是上海，是整个她从未见过的世界。晨光从门缝里漏进来，照在她脚边，细细的一道，像一根金色的线。她攥着扫帚，站在那道光里，影子被拉得细长。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扫。
扫帚划过石板，沙沙沙，沙沙沙。那声音不急不慢，一下接一下，像针穿过绣布，像船桨划过水面，像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走来，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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