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的里雅斯特
春天又来了。
的里雅斯特换了主人。意大利人占领了这座城市，把它变成了意大利的港口。街道上的招牌换成了意大利语，警察穿上了意大利的制服，邮筒上印着意大利的王冠。居民们有的高兴，有的不高兴。高兴的是意大利人，不高兴的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奥地利人不高兴也没办法，帝国没了，奥地利共和国在内陆，管不到海边。
雅各布的咖啡馆还在。招牌没换，还是“炮台咖啡馆”，字迹模糊了，但还能认出。意大利官员来问他，为什么不换意大利语的招牌？雅各布说，换了客人不认识。官员说，不换就不给执照。雅各布说，不给就不开。官员走了，第二天又来了，带了一份意大利语的招牌，上面写着“Caffè della Batteria”。他说，免费送的。雅各布看了看，说，挂上吧。他不想惹麻烦。他只想煮咖啡。
保罗每天去机库，擦飞机，检查发动机。意大利士兵来看了好几次，问这是谁的飞机。保罗说，我的。士兵说，要登记。保罗说，登吧。士兵登记了飞机的大小、发动机型号、蒙布材料。走的时候说，不能随便飞，要申请许可。保罗说，好。他没有申请。他不想惹麻烦。他只想飞。
伊洛娜在写新书。书名《新国家》，写的是帝国解体后那些新成立的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她写了它们的边界、它们的政府、它们的人民。她写道：“新国家，旧问题。边界是新的，但住在边界两边的人，是旧的。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唱着同样的歌，拜着同样的神。但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他们需要护照才能去看自己的母亲。”
她写完这一段，放下笔，端起咖啡。雅各布走过来，坐在她对面。
“写完了？”
“没有。写不动了。脑子空了。”
“那就休息。明天再写。”
“明天要写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五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团结吗？”
“不知道。也许能，也许不能。”
伊洛娜叹了口气。“你总是说不知道。”
“因为真的不知道。知道了，就不是未来，是过去了。”
四月中旬，保罗收到了一封来自克罗地亚的信。信是安娜写来的，字迹很抖，但还能认出：
“保罗：
马蒂奇病了。春天种土豆的时候摔了一跤，腿断了。医生说，年纪太大，骨头长不上了。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说，想见你。
安娜”
保罗把信给雅各布看了。雅各布读完，把信纸折好，还给他。
“他病了。”
“腿断了。”
“你能飞过去吗？”
“能。但要申请许可。意大利人不让随便飞。”
“那你怎么办？”
“偷偷飞。晚上飞。他们看不到。”
雅各布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疯了。”
“没疯。马蒂奇军士长要见我。我答应过他，飞过去看他。”
“晚上飞，看不见地面，会撞山。”
“不会。有月亮。月亮快圆了。”
雅各布叹了口气。“你跟你莱奥叔叔一样。”
“哪里一样？”
“不要命。”
保罗笑了。“命还是要的。但马蒂奇军士长更要。”
四月十八日，晚上。月亮很圆，月光洒在海面上，碎成千万片银色的鳞片。保罗把飞机从机库里推出来，启动发动机。四台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夜空中回荡，惊起了几只蹲在炮管上的海鸥。他坐进驾驶座，系好安全带。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
“科恩先生，我走了。”
雅各布站在机库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小心。”
“小心。您等我。”
“等你。咖啡煮好了。”
保罗推油门，飞机滑行，起飞。它离开的里雅斯特，往东南方向飞。下面是海，银白色的，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月亮在天上，很大，很圆，像一个银色的盘子。他握着方向盘，看着指南针。方向对了。速度一百二十公里每小时。克罗地亚在那边，大约两个小时。
他想起马蒂奇。第一次见到他，是三十多年前。那时候他八岁，刚来炮台，什么都不懂。马蒂奇用一只手擦炮，用假肢挖坑，用脚埋土。他教他克罗地亚语，教他看天气，教他不放弃。现在他八十九岁了，腿断了，躺在床上，等他。
“马蒂奇军士长，我来了。”他对着空气说。
没有回答。但他觉得，马蒂奇在听。
两个小时后，他看见了克罗地亚的海岸线。月光下，山是黑色的，海是银白色的，村庄的灯光像一堆堆萤火虫。他找了一片空地，降落了。轮子着地，滑了一段，停了。他跳下飞机，往马蒂奇的房子走去。
门没关。他推开门，走进去。马蒂奇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旧被子。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但眼睛还是亮的。
“保罗，你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树叶。
“来了。您腿还疼吗？”
“不疼了。腿没了，就不疼了。”
保罗低下头，看着被子下面。马蒂奇的右腿从膝盖以下被截掉了。他看不见伤口，但他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了。
“军士长，您不要死。”
“不会死。活着。”
“您骗我。”
马蒂奇看着他，伸出手，用假肢握住他的手。钢假肢很凉，但握得很紧。
“没骗你。死了，也在你心里活着。你父亲不是也在你心里活着吗？莱奥不是也在你心里活着吗？”
保罗点了点头。“在。”
“那我也会在。”
保罗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没有擦，让它流。
“军士长，我背您出去看海。”
“没有海。只有山。”
“山也好。看山。”
保罗把马蒂奇从床上背起来，走到门口。马蒂奇很轻，轻得像一个孩子。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黑色的，在月光下像一头头沉睡的巨兽。
“保罗，你说，山的那一边是什么？”
“海。”
“海的那一边呢？”
“意大利。”
“意大利的那一边呢？”
“法国。”
“法国的那一边呢？”
“大西洋。”
“大西洋的那一边呢？”
“美国。自由女神像。”
马蒂奇笑了。“你飞过海了。我还没飞过。”
“我背您飞。”
“怎么背？”
保罗蹲下来，把马蒂奇背在背上，在月光下跑了起来。他跑得很快，风在耳边呼啸。马蒂奇抱着他的脖子，笑了。他的笑声很大，在山谷中回荡。
“飞了！我飞了！”他喊道。
保罗跑了一会儿，停下来，喘着气。
“军士长，飞到了。”
“到了。美国到了。”
马蒂奇从他背上滑下来，坐在椅子上，看着天空。月亮很圆，星星很多。
“保罗，”他说，“你以后还飞吗？”
“飞。飞到美国，飞到全世界。”
“带着我。”
“带着您。您在天上，我在天上。您在心里，我在心里。”
马蒂奇看着他，笑了。他的笑容很小，嘴角只是微微动了一下，但眼睛在笑。
“保罗，你是个好孩子。”
“我不是好孩子。我是造飞机的。”
“造飞机的人，也是好孩子。好孩子，不放弃。”
五月，马蒂奇死了。
他走得很安静。早上安娜去给他送饭，发现他已经不呼吸了。他的脸上带着笑，嘴角微微上扬。安娜坐在床边，哭了很久。然后她走出房间，给施密特打了电话。
施密特接完电话，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怎么了？”雅各布问他。
“马蒂奇死了。”
雅各布放下杯子，没有说话。
施密特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没有擦，让它流。
“他死了。八十九岁。种了一辈子土豆。”
“够了。八十九岁，够了。”
施密特趴在桌上，哭了很久。雅各布坐在对面，没有说话。他只是坐着。
保罗飞回克罗地亚，参加马蒂奇的葬礼。葬礼在山坡上，没有牧师，没有棺材，只有一块墓碑。施密特自己刻的，用石头和铁凿，刻了三天。碑上写着：“伊万·马蒂奇，1830-1919。种土豆，守炮台，守人。”
保罗站在墓碑前，把那瓶没喝完的rakija洒在地上。
“马蒂奇军士长，您喝。您酿的，好喝。”
施密特站在他旁边，低着头，肩膀在抖。他没有出声，但谁都知道他在哭。
雅各布站在最远处，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他把咖啡洒在地上，说：“马蒂奇，喝一杯。我煮的。不苦。”
伊洛娜站在最后面，手里拿着笔记本，没有写。她看着山坡上的土豆田。叶子已经黄了，该收了。但种土豆的人，不在了。
“伊洛娜姐姐，您写什么？”保罗问她。
“写马蒂奇。写他的一辈子。”
“写完了呢？”
“写完了，写下一本。写新国家。”
“您写不完。”
“写不完也要写。写不完，总比不写好。”
回到的里雅斯特，已经是夏天了。保罗把飞机推进机库，关上门。他走回咖啡馆，雅各布正在煮咖啡。施密特坐在角落里，喝着rakija。伊洛娜坐在靠窗的位置，写着笔记本。
“科恩先生，马蒂奇军士长死了。”
“死了。”
“您难过吗？”
“难过。”
“您脸上没哭。”
“心里哭了。”
保罗坐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咖啡是热的，不苦，有果香，有酸味，还有一点甜。
“科恩先生，您说，新国家会好吗？”
“不知道。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我们会让它好。”
“怎么让？”
“你飞。我煮咖啡。伊洛娜写文章。施密特喝rakija。每个人做自己的事。”
保罗笑了。“对。每个人做自己的事。”
他放下杯子，走出咖啡馆，走进机库。他揭开蒙布，看着那架飞机。四十米翼展，四台发动机，二十个座位。蒙布上有一个小洞，炮弹碎片划的，他用帆布补上了。补得不好，皱巴巴的。
“保罗，你什么时候飞美国？”施密特站在门口。
“明年。等飞机修好。”
“修好了，我跟你去。”
“你坐得下吗？你胖。”
“我减肥。减到七十公斤。”
“你减不到。”
“减得到。你等着。”
保罗笑了。“好。我等着。”
他低下头，继续修飞机。砂纸在木头上滑动，发出沙沙的声音。窗外，海鸥在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海还是那片海，蓝的，深的，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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