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日子确实平静了一段。
我回到北方海边的小城，重新拾起家具店的活计。每天早上给女儿做早饭，送她去学校，傍晚去码头边转一圈，看渔船归港。周末一家三口去海边，女儿捡她的贝壳，妻子织她的毛衣，我坐在礁石上，看海鸥从头顶掠过。日子像一面被风抚平的海，没有大浪，没有暗涌。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前半辈子那些事，都是上辈子的了。
可命运这玩意儿，从来不肯让人真正安生。它像涨潮，总在你以为沙滩已经干了的时候，再漫上来一遍。
那天夜里，女儿忽然发起了高烧。烧到三十九度多，小脸通红，怎么叫都叫不醒。我和妻子连夜带她去医院。挂了急诊，打了退烧针，又查了血，医生说是病毒性感冒，问题不大。可烧退下去之后，女儿就开始说胡话。她闭着眼睛，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同一句话。我把耳朵凑过去听。她的嘴唇发干，声音细得像蚊蚋：
“井……别让他们打开井……”
我整个人像被一记闷拳打在胸口。妻子在旁急得掉眼泪，问医生孩子怎么了。医生说可能是高烧惊厥，让再观察一天。可我知道不是。我站在病房门口，后背一阵一阵地发麻。那井要出来了。它不仅没有被我镇住，反而找到了我家里最薄弱的一环。我女儿身体里流着楚家的血，那血像根天线，早就和那口浊井同频了。它通过她在喊。它在警告我。
可“别让他们打开井”，是谁要打开井？
我让妻子先回家休息，自己留在医院守夜。女儿半夜醒了一次，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说：“爸爸，有个叔叔站在门口。”我转头看。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顶灯白惨惨地亮着。我问她：“哪个叔叔？”她摇摇头，又睡了过去。我走到门口张望，整条走廊没有一个人。只在走廊尽头的窗户上，映着一点极淡极淡的水汽。那水汽的形状，像半张侧脸。
我攥了攥拳。它来了。不是那口井里的东西。是别的人，活人。有人找到了苦竹坳，有人要动那口井。
女儿出院后，我立刻订了去湖南的票。妻子没拦我。她只是抱着女儿，站在门口，说：“带她一起去吧。”我愣了一下。她看着我，眼里有泪，可声音很稳：“你不在家，我不放心。你带她走。你看着她，总比别人强。”我摇头，说太危险。妻子却笑了笑，那笑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坚决：“楚临，她姓楚。有些事，躲不掉的。你比谁都知道。”
我站在那儿，像一个被说服的孩子。最终，我点了头。
三天后，我带着女儿出现在了沅陵县城。她背着自己的小书包，里面装着作业本和几个布娃娃。我给她买了顶遮阳帽，怕南方日头毒。她精神已经恢复了不少，只是偶尔会突然不说话，像在听什么我听不见的声音。我让她牵着我的手，一步也不松开。
我们在县城住了一晚。夜里，女儿睡得极沉。我睡不着，坐在床边，把谭二留下的短刀拿出来擦。刀已经很旧了，刀刃上有几道卷口。我拿磨刀石一下一下地磨，磨到半夜。刀身在灯光下亮了一瞬，我仿佛看见刀面上映出一张脸。不是我的，是个极瘦的、没有表情的女人。我手一顿，再看时，刀面上只剩灯影。
第二天，我们搭了辆去苦竹坳方向的过路班车。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听我们说到苦竹坳，连连摆手说那地方不敢去，上面封山了。我问什么原因。他压着嗓子说：“前几天，乡里来了一群人，有县上的，还有省里的，说是什么地质调查队。扛着仪器上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天，夜里就没下山。第二天有人上去看，那些人还在，就坐在村口大樟树底下，一动不动。一个个眼睛睁着，嘴里塞满了泥。人倒是活的，就是问什么都不会说。全送精神病院了。”
我心里一沉。地质调查队。这借口我太熟了。当年云南那座墓，也是有人以“地质勘探”的名义去踩过点。我问司机：“那些人是真的搞地质的？”
司机冷笑了一声：“谁知道呢。反正上去的人全疯了。后来又有两拨人上去，也在那个村里出了事。这都什么年代了，哪个正经单位会往那种地方派人？县上说封山，封得连只鸟都不让进去。”
车到半路一个三岔口，我带着女儿下来。司机劝了句“莫去”，便调头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通往苦竹坳的那条小路，心里像堵了块冰。女儿忽然拉了拉我的手，说：“爸爸，我听见了。”我问听见什么。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口井里，有人在哭。”
我蹲下来，和她平视：“小宝，你听爸爸说。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都别应。就跟着我，好不好？”她点点头，眼睛黑亮亮的，透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
我们朝山里走。路越走越荒，两旁的草比人都高。我走在前面，用手拨开挡路的枝叶。女儿跟在我身后，不吵不闹。走了快三个钟头，苦竹坳的轮廓从雾里浮出来。村口那棵大樟树比上回更衰败了，叶子几乎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像一具戳在土里的骨架。树下有人。我立刻把女儿拉到身后，自己贴着路边的土坎蹲下，慢慢探头。
树下搭了个军用帐篷，帐篷外停着两辆越野车。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在车旁抽烟，手里拿着对讲机。还有两个穿便装的人蹲在井口旁，正往洞里架设什么设备。我看见了，心里一阵发寒。他们在往洞里放仪器，而且是科研级的那种，带线缆和摄像头的。这不是普通的地质队。有人看上了这口井。
我拉着女儿绕到村后。后山有条极窄的毛路，是以前村里人挑水走的小道，被荒草埋了大半。我抽出刀开路，硬带着女儿穿过去。到了村后一户破屋旁，我们贴着断墙，能看见帐篷的一角。那些人还在忙。我压低身子，对女儿说：“你待在这儿，别动。爸爸去看看。”她拉住我的衣角，不肯放。我拍了拍她的手，说：“就几分钟。你有这个，不怕。”我把短刀塞进她手里。她握了握，小嘴紧抿，像个小战士一样点了点头。
我猫着腰，从断墙另一侧绕过去。帐篷后面没有人。我贴着布缝往里看，里面有几张行军床，一台发电机，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仪器。桌上摊着一沓文件，上面有字，太远了看不清。我缩回来，又绕到井口附近。两个便装男蹲在井边，一边接线一边说话。
“这水密度和普通地下水完全不一样，含汞量高得离谱，但里面还有股有机质，怎么说呢，像活的东西。”
“上面要的就是这个。先取样，别下去。等明天省里的专家来了，再看怎么弄。对了，昨晚那声音录下来没？”
“录了。你听听，跟女人哭一样。就在井底下，不在外面。”
我悄悄退了回去。女儿还猫在墙后，见我回来，把刀还给我。我摇摇头，让她继续拿着。我们沿着原路退出村子，在村后的林子里找了个能看到村口的地方坐下。天已经阴下来，风里带着雨意。我把水壶递给她，她接过去小口地喝。我看着山下那顶帐篷，心一点点往下沉。
今晚不行动。我在心里盘算。那些人至少还要在这待一晚上。我得趁他们睡熟了，把女儿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再摸进去看看那口井被他们动了多少。她不能下井。就算她身上流着楚家的血，我也不能让她冒这个险。这念头像根钢索，把我每一根神经都绷得死紧。
天擦黑的时候，山下的人开始往帐篷里搬东西。几盏应急灯亮了起来，把村口照得惨白一片。我带着女儿又往后退了一段，找了块背风的岩石，铺开雨布，让她躺在上面。山里夜凉，我脱下外套盖在她身上。她睁着眼看我，小声说：“爸爸，你会回来的。”我用额头抵了抵她的额头，说：“肯定回来。你数羊，数到三千，爸爸就回来了。”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说：“那我可数不到三千。”说着闭上了眼。没一会儿，呼吸就匀了。我坐在她旁边，等。山下的灯一盏一盏灭了。风越来越大，吹得树叶“呼啦呼啦”响。远处天边有极低极低的闷雷，像从地底下滚过来的。我等到夜彻底黑透，才提着刀往山下摸。
那顶帐篷里还亮着一盏极暗的应急灯。发电机的声音还在“突突”地响。我绕到帐篷后面，用刀轻轻挑开后窗的塑料布。里面三个人并排躺在行军床上，睡得极沉。地下散着一堆仪器。我看见了那根从井口拖出来的线缆。线缆拉得老长，一直延伸到帐篷里，接在台笔记本电脑上。电脑屏幕半合着，幽光从缝里漏出来。我探进身子，用刀尖把屏幕掀开。上面是一段视频。黑乎乎的，只有水面。水面下有光点，一个，两个，十几二十个，密密麻麻地往上浮。像一群溺死的灵魂。画面底部有行小字：苦竹坳，井下11米，侧向探测，见异常反射体。
我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已经在往井底推深层扫描了。再让他们折腾两天，那口井里的东西怕是要被彻底引上来。
我从帐篷里退出来，朝井口走。那口井还是被石板压着，只是上面多了两条钢链，把石板和地面锚在一起。我试了试，钢链是焊接的，不轻。我用短刀卡住其中一节，用劲撬。那铁环“嘎”地响了一声，没断，可帐篷里有个人翻了个身。我贴着井口趴下，大气不敢出。过了好一会儿，帐篷里又静了。我抬头看了眼天，月亮还没出来。手电不能开，我只有借着微弱的天光，一点一点地撬那铁链。也不知过了多久，手腕酸到不行的时候，那条铁链终于“咔”地断了。接着是另一条。我把两条断链拎起来，轻放到地上。那石板已经被他们挪过，底下露出一道极窄的缝。
缝里有风。风里带着血味。
我把刀握在手里，俯下身朝缝里看。黑极了。可在极深处，有一个光点正在上升。和刚才在电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那光点像一只眼睛，直直地朝我升上来。越来越近，越来越亮。我在那光里看见了一张脸。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女儿的。是一张极陌生的、满是泥垢的脸。她的嘴张着，像要喊出什么，却只吐出了一串水泡。
然后，我听见身后有声音。极轻，像树枝被踩断。我猛地回头。
女儿站在离我十几步远的地方。她披着我的外套，赤着脚，直直地望着井口方向。
“爸爸，”她说，声音又细又飘，“她让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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