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黄晋方企图“自绝于人民”的“罪行”被人发觉，在严酷的批斗下，他供认是王治平救了他。
于是，王治平也受到了牵连。他所在的学习班斥责他“敌我不分，没有阶级觉悟，满脑子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从此，曾颜再也不许王治平去河边巡逻，她在私下里对顾红说，黄晋方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对她家老王恩将仇报。
吴全有从运输车间被赶了出来，理由是运输车间是重要的部门，要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厂革委会把他调到了锅炉车间担煤灰，这个工作极为辛苦，劳动量很大。但他想着李双对他说的话，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而总工白原的妻子，则遭受了比白原更为难熬的日子。白原因为有海外关系，因此被定了一个“特务嫌疑分子”。这个罪名很大，在当时看来，几乎没有出头之日。起先，也有不少造反派鼓动她与白原离婚，彻底与“特嫌”划清界限，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但这个柔弱的女人始终一言不发，让人无可奈何。
与她的坚定相比，黄晋方就没有那么幸运，她的妻子很决绝地离开了他，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了。
驻厂的“支左”军代表中，有一位农村来的军官。他不想在退役之后回家乡的偏僻小县，一心指望留在城市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需要在城里找一位姑娘。白原的妻子很漂亮，让这位军官动了心思。察觉到这一动向的黄齐声不遗余力地想促成这桩“好事”，他几次三番把白原的妻子叫去办公室，而后关起房门要她同军代表单独“谈心”，一时间厂里充满了风言风语，让白原夫妻俩痛苦不堪。
就这么纠缠了两个多月，军代表的婚事毫无进展。黄齐声于是把白原的妻子调去食堂喂猪，企图加大压力，让她尽早就范。
但这个女人不畏脏累，始终坚强地沉默着。此后，每当军代表上门来找她“谈心”时，食堂的大师傅胡忠发就总是不合时宜地叫她出去帮忙，让军代表无从下手。
如是几回之后，军代表也看出来胡忠发在故意和自己过不去。他终于在某一天肝火大发，指着胡忠发的鼻子大骂老胡破坏“支左”工作，斥责其动机不纯，对“支左”怀有敌视。
如果换成是其他人，早就被这样的罪名吓死了。
不料，老胡却对着军代表一阵冷笑，不无讽刺地说，谁动机不纯，瞎子都知道！
这时，周边的人无不发出嘲讽的笑声。
军代表的脸涨成了紫红色，他恶狠狠地对胡忠发说道：好，我们走着瞧！
白原的妻子不禁替老胡捏了一把汗，她担心地对这位长者说道：胡叔，为了我，不值得的。
老胡和善地对她说：别怕，他说走着瞧，我们就和他走着瞧！
军代表的遭遇自然引起了黄齐声的重视，他马上调来了胡忠发的档案，期望能从中找出一点把柄。但胡忠发的档案极其简单，他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十五岁参军，一九五五年转业到白石电厂。在厨房里做饭十几年，群众关系好，是个老党员。
档案里找不出什么毛病，黄齐声就想从工作中找点什么事。他想起了那次因“生猪事件”引发的全厂消化不良，觉得这里面可以做点什么文章。
在他们冥思苦想如何对付胡忠发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老胡去了一趟邮电局往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到了这天下午，军代表接到了一个回去开会的命令。第二天，军代表回来了，整个人都变成了焉茄子。
黄齐声本来已做好了揪斗胡忠发的准备，只等这位军代表一声令下，即可马上行动。谁知，军代表对这个提议并不领情。他摆摆手，要黄齐声不要再折腾了，他自己去和老胡说。
在黄齐声错愕的表情中，这位军代表一个人找到了老胡。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规规矩矩地对老胡敬了一个礼，嘴里嗫嗫嚅嚅地对着老胡说了几句什么。
老胡却极为少有地大发雷霆，他对着军代表吼道：呸！我们的军队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滚…滚出去！”
老胡的怒火，吓傻了在场的所有人。目击者都清楚地看见，老胡毫不客气地将唾沫吐到了那家伙的军装上！
在震惊的沉默中，军代表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慌慌张张地逃跑了。他这一走，就再也没了消息，第二天就有人顶替了他的职位。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更大的怪事接连而来。军代表离开的第三天，匆匆从外地开会回来的厂革委会主任——“支左”驻军的一把手——连办公室都没进，就先赶到了食堂向其貌不扬的胡忠发问好！
在一片惊疑之中，胡忠发像个老太爷一样，把革委会主任训了一通，要他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不要让一粒老鼠屎毁了一锅汤。
革委会主任连连说是，把头点得跟公鸡啄米一样。
这个奇闻迅速传遍全厂，职工们对伙夫老胡刮目相看。黄齐声对此惊讶不已，他试图从一把手的嘴里套出老胡的背景，但这位军代表一碰到这个话题就闭口不谈。打听不出什么的黄齐声便又企图拉拢胡忠发，想让他担任后勤组（工厂当时已撤销了原来设置的所有机构，改为政工组、后勤组、生产组、革委办）的副组长，胡忠发借口自己是个文盲坚持不肯屈就。这时，有人猜测胡忠发是某大官的亲戚，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黄齐声觉得这样的流言并不可信，真是那样的话，为何老胡这么多年以来，家里从没来过一个上得了台面的亲戚？
这些流言就像迷雾一样把老胡重重包裹了起来，让人看不穿猜不透。越是这样，黄齐声这些人就越是忌惮，他们隐隐地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悄悄地把他们围住了。
这样的预感很快就成了现实。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贾司令从县革委常委的宝座上跌了下来，有人检举他在68年的派系武斗中指使手下枪杀被俘的“井冈山”成员，他因此被隔离审查。
这个消息让黄齐声心惊胆战了好一阵，害怕自己会被牵扯进去。但没多久，就传来了贾司令畏罪自杀的消息。黄齐声在听闻之后如释重负，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不过，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在他背后投来的一束束仇恨的目光。黄齐声没有胆量再去与它们对视，他在暗中祈祷，自己能全然而退。从此，黄齐声的气焰收敛了很多，悄悄地扔掉了趾高气扬的神态。
在动荡渐趋平息的时候，早已淡出下河村人视野的王祥林家却掀起了一波惊涛巨浪。
1970年7月，新城县的街头出现了油印的白色传单，它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号召人们对1966年以来的国家政治进行反思，传单的结尾这样写道：“人类要解放全世界，首先就要解放自己！若不能打碎盲目服从的枷锁，就只能成为不戴枷锁的奴隶！”
传单一出，立刻引起了县革委会的重视，他们认定这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要求县保卫组（县公检法的联合机构）加紧侦察，尽快破案。
两天以后，吴全有在下河村的街头看见了一个慌张的影子，他不由得加快脚步赶了过去。当他走到近前，那个影子早已没了踪迹。在他停留的路边，一张崭新的大字报贴在了电线杆上，纸张上的浆糊还未干透，红底上的黑字遒劲有力，吴全有仅仅读了一小段，前所未有的震撼就令他呆在了那里。
大字报的全文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对旧世界进行合理的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从不合理的现实中揭露矛盾，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去开创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去谋求大众的幸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正与真正的革命背道而驰！它所采用的手段与沙俄时代的乌瓦罗夫如出一辙！这场所谓的革命充斥着非人性非理性的狂暴，把人才变成了惟命是从的机器，把投机者捧上了权力的中心。这样的革命是违背人心的，也必然会招致惨痛的失败！”
吴全有在震动之余，下意识地往四周看了看，几年来的狂风暴雨早已让他的神经脆弱到了极点，他害怕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可尽管这样，他还是忍不住地往下读，虽然他不知道谁是乌瓦罗夫，但他在心里对这篇文章充满了认同。
乌瓦罗夫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重臣，在1833年至1849年担任沙俄教育部长。他在任职期间颁布了多项法令：禁止贵族子弟去西欧留学，禁止从西欧进口书籍，停止在大学给学生们讲授哲学，并颁布了严厉的报刊审查法令；这其中，尤以报刊审查法令最为声名狼藉。依据这项法令，任何带有政治观点的文章都被禁止发表，被世人称为“铸铁般的报刊审查制度”。
就在吴全有犹疑着要不要躲开的时候，王治平的身影出现在了道路的另一头，他的出现让吴全有的身体僵住了。
在吴全有紧张地注视中，疑惑的王治平越走越近。当他走到吴全有的身边时，他看见了吴全有脸上冒出的豆粒般的冷汗。王治平把眼睛扫了一下周围，很快也看见了那张与众不同的大字报。
吴全有能感觉到到王治平所感受的震动，他看见这个严肃的人紧绷着脸半晌没有说话。
王治平把大字报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焦虑的脸庞转向了吴全有。他紧张地盯着对方，似乎担心吴全有会说出什么话来。
吴全有读懂了他的意思，马上轻微地摇了摇头，示意自己不知道是谁写的。王治平的脸色稍稍和缓了一点，但转瞬又拿目光盯住了吴全有。吴全有再次摇了摇头，表示除了自己并没有第三个人看到。王治平的眼中露出了更为焦虑的火焰，他盯着这张大字报犹豫不决。
时间慢了下来，两个人的手心都捏出了汗水。
吴全有紧紧地盯着王治平，不知道他会有何举动。在眼下，这张大字报以及它主人的命运都掌握在王治平的手里。
王治平拿眼睛扫了一下吴全有，目光中带着探询。吴全有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下头，两个人随即各自往身后看了一眼。在确认街道上没有其他人之后，两个人同时伸手迅速地撕下了大字报，把它卷成了一团拿在了手中。
紧接着，两个人无言地走开了，他们肩并肩地共了一段路，把这张危险地大字报扔进了垃圾堆。
在大字报被丢弃的那一刻，吴全有在心里想，无论这个人是谁，能保护他多久就保护多久吧！但愿他再也不要出现。
然而在第二天，新的传单又出现了。这个不同于莽莽苍生的人，倔强地向世人呐喊，企图以一己之力去结束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
县保卫组从传单的纸张出发，逐步摸出了线索。这些纸张薄而轻，呈半透明状，纸浆虽白但夹有杂物；传单的大小基本一致，但纸张的裁切却有明显不同，从痕迹上判断，纸张有三条边是用机器裁切的，而另一边是靠手工裁剪的；如果将两张传单拼接在一起，可以肯定是将一张同样规格的纸张裁分为二。这种规格的纸张用作书写标语太小，用作印刷书籍又太大，他最合适的用途只有一个——油印学校的学生试卷！
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县保卫组要求各派出所立刻清查辖下的各所学校，依靠群众搜集线索。重点排查近期经常接触油印机的教师与学生，以及那些无故进出学校的社会闲散人员和“五类份子”。
很快就有群众向王治平反映，最近经常看见王祥林家的老三从附近的小学中溜出来，甚至还有人看见他的手上沾有油墨。
王治平一接到这个报告，顿时觉得心中一紧，两只手竟不由得微微发颤。下河街出现的大字报不会是个孤立的事件，若是它与群众的反映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那他可以肯定这起“反革命传单”案件的主谋必是王祥林的小儿子无疑。
王治平一面让同事向县保卫组汇报，一面在屋子里焦虑地踱步。他期望自己能为王祥林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王祥林在文革的初期就被打成“资产阶级份子”，但他是不是个罪无可恕的坏人，街坊们的心里都有数。他们家的老三，是大家看着长大的，王祥林对他极为钟爱，一直期望着他能考上大学，为王家光耀门楣。可文革断送了王家的希望，他们家的老三和哥哥一样全都下乡当了知青。直到上个月，王家的老三才因病从乡下返家探亲，谁承想他一回来就惹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祸！
这个自文革以来就磨难不断的家庭，即将迎来最惨痛的灾难！
保卫组的回电很快就传达到了王治平的耳朵里，话语坚决没有丝毫的余地：抓！马上抓！
面对这样的命令，王治平已经没有选择了，他的一切焦虑都失去了意义。
临出发之际，一个新警察问道，我们不带枪吗？
王治平瞪了一眼问话的人，以不容置疑地口吻说道：现在抓人，哪里还需要枪？！
周围同事对新警察发出一阵和善的嘲笑，觉得他有些思虑过度了。
在这笑声中，王治平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地叹息：要是政治能和治安一样稳定，该有多好！
从派出所到王祥林家并没有多远，执行任务的每个人都对辖区里的一草一木了然于胸。谁家的门窗有几扇，谁家的房子有几间，谁家的进出有几条路，大家都清楚得不能再清楚。
王治平领着人很快就围住了王祥林的家，一切就绪以后，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敲开了大门。
面对着眼前的不速之客，卑微的王祥林战战兢兢地问道：“王所长，有事？”
王治平艰难地问道：“你家…老三在吗？”
王祥林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哆嗦着问道：“我家老三惹祸了？”
面对着他的询问，王治平满怀同情地看着自己的老邻居，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作答。
这时，老三从里屋走了出来，他对着父亲说道：“爸爸，别怪王叔，他和吴叔都是好人！”
王治平听到老三这样说，忙把脸庞别到了一边，一双眼睛早已泪水充盈。
老三对着自己的父亲说道：“爸爸，别难过！有革命就会有奋斗，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王治平听着这个半大的年轻人坚定而郑重地向自己的父亲交代遗言，心中如有巨浪翻滚，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任由它们夺眶而出，叭嗒叭嗒地打到地上。他心想：这还是个孩子啊！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
王家的老三被押进了警车，从此一去不返。王治平随后在他的屋子里找到了大量的俄国书籍，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别斯土舍夫、赫尔岑等十二月党人的著作比比皆是。这些书籍无一例外地被查封，做为罪证被通通带走。
由于人证物证确凿，老三本人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且没有悔改之意，这起案件被迅速处理。
三个月后，王家的老三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枪决。王祥林经不住这样的打击，变成了疯子。四年后，他含恨而去。
这起案件平反之后，王治平拿着一本老三的旧物《往事与随想》找到了王祥林的长子，这本书里写满了老三的笔记。他对着老三的哥哥说道：有些人只看见了书中离奇的故事，而你的弟弟却看见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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