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王亚樵凭着一腔激情，不停地开枪。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结果打掉三百发子弹，连一根兔子毛也没有打掉。
赵武师说：“不能光凭开枪时的一时快感，一定要瞄准，瞄准了再打。”
王亚樵立刻改变方法，几天后，他的手枪打中了第一只野兔。
渐渐地，王亚樵能每天都打中野兔了。
两个月后，赵武师与王亚樵两人来了一个君子协定，就是王亚樵每天在菜园里用手枪射杀野兔，赵武师每天夜里在野地里捕捉野兔，早晨时再放进菜园。什么时候，王亚樵能够很轻松地把野兔全部射杀，什么时候枪也给练好了。
开始，真难为王亚樵了。赵武师每天都有十几乃至二十几只的野兔送进菜园子，而王亚樵一天只能射杀几只。
半个月下来，菜园里已经“兔”满为患了，剩下的一百多只野兔，把菜园里的各种菜都吃得光光的。兔子们开始闹饥荒了。
由于缺少障碍物，王亚樵的命中率逐渐高起来。半年后的一天傍晚，他终于将菜园里当天的最后一只活兔子射杀。
从此，王亚樵与赵武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赵武师夜里捉住的兔子，王亚樵一天里都能够全部射杀。
又过了一个月，情势发生逆转。赵武师夜里捉住兔子，王亚樵上午半天就全部射杀了。
后来，赵武师刚把兔子放进菜园，王亚樵掏出枪一个找一个点名，一分钟不要，全部射杀完毕。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三个早晨。
那天晚上，赵武师把王亚樵请到武馆，两人频频举杯。
“贤弟，从明天起，你用不着去菜园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全中国屈指可数的神枪手了。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不要离开枪。因为命运已注定了，你这一生将离不开凶杀和恶斗。”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因为你是神枪手！”
两人喝到夜半方散。临别时，赵武师掏出一只小巧的手枪递给王亚樵说：“这叫掌心雷，我在天津时从一个法国人手里买的。一般情况下，只有女人才用这种枪，但男人带着它，常常会出其不意，关键时刻能救命的。”
王亚樵接过，看了良久，深深地向赵武师鞠了一躬，“谢谢先生！”
“别客气。这支枪不要给别人看。别人要是知道你有这玩意，就达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了。”
时已至秋，王亚樵从练枪的沉醉中醒来，突然变得焦急起来，该干点什么呢？他常常这样问自己。
就在王亚樵焦急之时，有人找上门来，请他去做司书。
来人是距王小郢二十里外的众兴集的李元甫手下。当时，李元甫因天下不太平，忙着兴办团防局，这是一种地方自卫性质的武装组织。
李元甫是李鸿章的族人，属“李府”中人。这里所说的“李府”，是指李鸿章的庞大李氏家族。在清末的几十年间，这个家族地跨合肥、巢湖、舒城、六安等地，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且不说当时李家有多少财产，仅看看李鸿章兄弟六人在清朝所任的官职，即可说明，当时的李家是多么庞大。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年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他共生六子，长子李瀚章，官至湖广、两广总督，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次子即李鸿章。三子李鹤章，官授甘肃甘凉道。四子李蕴章，授候选道。五子李凤章，授按察使衔补用道。六子李昭庆，官授记名盐运使，赠太常寺卿。李氏兄弟在封建社会中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一个人都可谓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更何况是兄弟六人同出一门呢？所以清末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由于李氏家族地域广阔，各处乡间均有他们的土地、庄园和佃户，所以他们在地方上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来用以自卫防盗贼，二来用以威慑地方其它豪强势力。
团防局因系地方私人武装组织，所召集的人大都是乡间农民，知识分子是没有人愿意去的。李元甫为了抓住几个笔杆子，就到处去拉文人。
对于少年气盛的王亚樵来说，到团防局任职，总有些不尽人意，但因一时半刻无处可去，同时进团防局，和摸枪的人整日在一起，毕竟也有些投笔从戎的气概。
此时正是清朝末年，欧风日炽，民智大开。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国内外已经发展成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组织。
清廷方面，自庚子之役（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加紧其*统治。民生凋敝，百业维艰。在这种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险恶形势下，爱国志士、热血青年，无不痛心疾首，许多人众志成城，欲求扶大厦之将倾。
王亚樵到团防局不到半年，文武双全的才华就显出来。
有一次，舒城地方有股土匪，从山上下来抢掠。李元甫带领团防局前去进剿，没想到土匪特别凶悍，竟把团防局打得落花流水。土匪把团防局打败了，还不解气，紧紧咬住，穷追不舍。
就在此时，王亚樵带领十几个手下押运粮草抵达。一看阵势，他大叫一声：“不好！”
停住骡马车，王亚樵立刻命令手下，“快，把骡马都解下来。”
手下立刻把骡马解了下来。王亚樵又令大家一起动手移动粮车，围作掩体状。
当时，团防局的团丁使用的都是线枪，打的是散弹。王亚樵让那十几个人掩蔽好，一起填药装弹，把枪排一旁。
当土匪上来后，王亚樵操起旁边的线枪，一枪一个，一枪一个，一气撂倒了十几个土匪。
这帮手下平时见王亚樵文质彬彬，腰挂手枪只当是摆设，没想到枪法如此高超。一边唏嘘，一边装弹药。第二轮枪递上去，很快又有几个土匪被撂倒了。
土匪这才回过味来，集中火力往粮车这边打，可惜粮垛堆得太厚，枪弹无法击穿。倒是他们自己，冷不丁被王亚樵撂倒一个，冷不丁被王亚樵撂倒一个。
团防局的阵脚重新被稳住，李元甫十分高兴，又集中十个人，专门为王亚樵装弹。土匪势怯，狼狈而逃。
回到众兴集，李元甫立刻下令，升任王亚樵为团防局的总炮台，位置只在他一人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亚樵与团防局中的王清泉、郑益庵、唐幼文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这三个青年与王亚樵一样，怀抱救国救民的大志，决心救民于水火之中。
后来，这四个青年就在一起密议，图谋反清义举。为了表示决心，他们四人仿效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在一棵大槐树下结拜为兄弟。他们在一起议论时事，联络各处友人，不断活动于梁园、撮镇、店埠、西乡一带，时人称之为“四大和尚”。因王亚樵年最幼，故被称为“四和尚”。
和尚是出家人，无牵无挂，四海为家，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天不怕地不怕。“四大和尚”之名即由此而来。
随着时代发展，王亚樵在各方面也更为成熟起来。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江湖结义，而是在自觉的民族意识指导下，把自己的社会活动注入了更多的政治内容。
早在随张世籁先生读书时，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事迹就使王亚樵感触极深。他每读《正气歌》、《过零丁洋》等世间绝唱，总是一唱三叹，反复吟咏。他既为“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的警句而击节称赏，又为英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无奈情形而抱憾不已。
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亚樵和老同窗许习庸及各方友人王庆廷、王海卿、葛德三、张孟九、葛杰成、朱品朝等人在撮镇组织了“正气学社”，共同探讨文天祥抗元业绩及其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这批青年在一起聚会时，无不慷慨悲歌，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勉励。王亚樵常以古人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及自撰之“宝剑寻头饮”一句自警，似已透露王亚樵日后一行状的某些兆头。
这一年，王亚樵又和他的老同学许习庸一起跨出合肥，游历了寿县、巢县、芜湖、安庆等地，遍交革命志士，相互声援，扩大反清力量。
许习庸（1888—1976），合肥东北乡人，早年曾与王亚樵一同授业于张世籁门下。在革命活动与社会活动中与王亚樵多次有接触。但他一生一直没有参与王亚樵的密谋暗杀集团。1933年，他曾从安庆潜至上海，悄悄地与王亚樵会过最后一面。此系后话，暂不表。
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陈独秀（仲甫）、常恒芳（藩侯）、柏文蔚（烈武）等安徽的革命先驱就在芜湖成立了安徽最早的反清团体之一“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同仁等以岳母在武穆背上所刺的“精忠报国”四字相号召。
在此之前，“岳王会”几个主要领导人曾遍游皖中、皖北各地，联络反清同志，共图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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