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王亚樵和许习庸同时结识了柏文蔚、常恒芳和同盟会江淮别部（对外称“武毅会”）负责人吴旸谷（春阳）。+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吴旸谷先生还另成立了“合肥学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经吴旸谷介绍，王亚樵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秘密加入同盟会，正式成为革命党人。
再说王亚樵自从进了团防局之后，一两年时间，在忠厚本分的父亲王荫堂眼中，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交往越来越广，外出活动越来越频繁，又组织什么“正气学社”，经常和江南“岳王会”的人来往，秘密串联，似将有所行动。这一切行止，都引起了父亲的深深忧虑，唯恐爱子随时会闯祸出事。
起初，王荫堂还不断教训儿子要继续苦攻经史，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后来看看儿子把苦口婆心的教训只当成耳边风，荫堂先生只好另做打算了。他和梅氏夫人仔细商量后，再次决定为儿子完婚。他们心想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在王亚樵身边，鱼水相欢，闺房之乐，也许能使这位不安分守己的青年收下心来，在家中安居乐业。
此时王亚樵已二十出头，身边的同仁均已成婚，且他的思想已发生变化，认为婚姻是人生所必须具有的。况且，有许多夜晚，他自己也常常被*之火烧得难耐。
宣统二年（1910）冬天，在一个吉日良辰，王荫堂家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这正是为长子王亚樵完婚。
傍晚，一顶花轿把十八岁的农家姑娘王淑英抬进王家大门。按合肥乡间传统礼俗，这一对年轻人在长辈的祝福和同辈的欢笑取乐下，在吉庆的鞭炮和唢呐声中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婚礼。
洞房花烛之夜，历来就被人们喻为人生四大快事，清末民初，合肥乡间一向将此喻为“不登科”，可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王亚樵新婚燕尔，自是喜气洋洋。宴客陪新妇回门，拜新亲，给村邻分发“回头”礼……跟在父母后边着实忙乱了一阵子。接着是宣统三年的新年，闹元宵、接新亲、拜客、谢媒人……直忙到“二月二，龙抬头”，才算安定下来。
王荫堂和梅氏夫人心想，成了家，亚樵该在家好好主事过日子了。但是，王亚樵并没有在床笫之欢中忘掉他所要献身的反清活动。他要离开家，到更广阔的外面世界去。
因为，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在武昌城头的隆隆炮声中爆发了！
革命、玩命、亡命
武昌起义的炮声在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中秋节后四日）震撼了武汉三镇，也震撼了中国和世界。安徽这个有着悠久革命历史的省份，形势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省城安庆的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到合肥。青年王亚樵禁不住高声欢呼：“光复神州，此其时矣！”他来团防局的这些年，犹如困兽之渴望冲出牢笼，一直在等待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年，王亚樵已成长为一个勇武刚强而不失书生风度的血性男儿。
早在1907年王亚樵到李元甫的团防局任职不久，7月间发生了光复会领袖、安徽巡警学堂监督（校长）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与此同时，鉴湖女侠秋瑾在浙江绍兴响应起义，因事泄被捕。第二年，安庆又爆发了熊成基起义。到1910年3日，汪精卫、黄树中等人又在北京密谋炸死摄政王载沣。这一系列令中外瞩目的政治事件，不时地激励着王亚樵。“宝剑寻头饮，毛锥得墨飞”一联正是在这一时期酝酿成句的。
安庆光复的枪声打响后，王亚樵从众兴集赶到东北乡二十埠北边榆梓坎村许家庄园，想和老世伯许亭先生打听一下在南京求学的少年同窗许习庸的行踪。正巧，许习庸刚从南京归来。两人相见，大喜过望。王亚樵见许习庸虽经旅途劳顿而精神振奋，便问道：“南京光复了没有？”
许习庸说：“一言难尽。我是九死一生从间道逃回来的。”
王亚樵大惊，忙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许习庸忙把南洋高等专门学堂的同学们在南京攻城战役中与张勋的“辫子军”展开肉搏，前仆后继，奋勇杀敌，自己陷入重围，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王亚樵听后赞叹道：“想不到你们南高学生中的会党同志们如此英勇血战！谁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现在你既然脱险返乡，来得正当其时，我们就一起干吧！目下庐州（合肥县城系庐州府所在地）人心思变，我们立刻把同志者集合到一起，建立军政府，光复庐州！”
第二天，王亚樵召集了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等挚友，在榆梓坎村许习庸家庄园水囤子内西书房秘密集会，分析当前国内及皖省革命形势，商讨对策，响应武昌起义。王亚樵在会上慷慨陈词：“大丈夫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小丈夫求名利与草木同朽。驱逐鞑虏，肇建共和，是吾辈同志初衷。如今风云际会，男儿建功立业，更待何时？”
在“四大和尚”之列的唐幼文、郑益庵等人也纷纷表示首肯，决定在庐州宣布独立。
此时，正是吴旸谷亲率各路民军攻克安庆、安徽宣布独立之时，革命党人公开积极活动，清廷各地驻军巡防营大半起义反正。地方官吏或弃城而逃；或利用革命形势，宣布独立，抢夺领导权，侵吞革命成果。革命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形势之中。
王亚樵最后说：“现在庐州的局面是群龙无首。会党同志此时必须出来控制大局，跟武汉、上海遥相呼应，早日光复全省，我辈当义无反顾。几年前，春阳（吴旸谷）先生介绍我入同盟会后常有言，一旦天下有事，革命时机成熟，他若不在家乡，则合肥诸同志务必立即起事响应，不可坐失良机。现在春阳先生远在安庆，擘划军机，无暇北顾。此间大业，全赖在座诸君了！”一席话说得大家颔首称是。
于是，分头行动，联络同志，组织地方武装，争取四乡开明绅士，动员广大农民群众。
到11月间，王亚樵联络了手中握有武装的李元甫、邑人秀才王传柱、李府族人佃户李小一以及张朝阳等人，会同郑益庵、朱品朝、唐幼文诸同志，聚会于合肥东门外大兴集李文忠公祠（俗称李鸿章享堂），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宣布庐州光复。
当时，许习庸接到老同盟会员柏文蔚的电令，前往蚌埠柏的军部去了，未能与会。
合肥民众闻讯奔走相告，热烈响应。王亚樵拥戴李元甫为军政分府司令，自任副司令。革命政权成立后，李、王二司令立即下令驱逐地方官吏，查封李府仓房、当铺、钱庄，充作革命军饷；一面开仓赈济贫民，在城乡贴出安民告示安抚阖邑百姓，通告士农工商，各安其业。
庐州府的光复在安徽辛亥革命运动中无疑是一件大事。革命党人本应不分畛域，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一致对外。但是，武昌起义事起仓促，孙中山先生远在海外，国内各地同盟会同志或因消息阻滞，或因缺乏联系，无法制定一个通盘计划，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加之地方上的满清官吏从中拉拢、挑拨，甚至搞假起义、假光复，致使革命党人中因争权夺利而阋墙内讧，甚至酿成自相残杀的悲剧。黄焕章在安庆杀吴旸谷的悲剧，在庐州又重新上演一番。
庐州的悲剧，在光复之初就注定了。
原来，几乎与王亚樵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同时，另一同盟会会员孙万乘也在合肥城内大书院成立了庐州军政分府。而后者的来头要比王亚樵大得多。
孙万乘，字品骖，原是湘军统领孙海山之子，出身将门，比王亚樵年长十多岁。他于1904年进芜湖安徽公学，翌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受上海同盟会总会派遣回合肥担任同盟会合肥分会的负责人。孙万乘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只是个光杆司令，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地方的满清军政要员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以求不动干戈而光复庐州，避免糜烂合肥城。
当时，合肥城内的军政绅商各界头面人物有：庐州府知府满人穆特恩；清廷庐州驻军绿营都司常向春；合肥知县汉人李松圃；安徽地方武装巡防营管带季光恩；庐州总团练长袁斗枢；合肥豪绅李国松等人。其中李国松是个炙手可热的豪门代表人物，李鸿章老相国的近房侄孙，而且是以在籍四品京卿的身份担任着合肥宪政筹备自治会总办、县商会会长。在合肥凭借其门第而声名煊赫于乡梓，大小文武官员无不仰其鼻息。
同盟会员李弘绪、王兼之等人本希望劝说他们顺应潮流，赞同革命，维持地方秩序。当庐州中学学堂的学生敢死队把炸弹（实际上是纸包的柑橘）运进知府衙门时，竟把穆特恩和常向春吓跑了，李国松也连夜溜之大吉，躲进上海外国租界。
几位官绅满汉大员一跑，合肥知县李维源被迫表示同情革命。巡防营管带季光恩虽拥有新式毛瑟枪二百余支，此时因失了主宰，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同总团练长袁斗枢一道听从革命党人劝诫，率部归顺革命。
因此，孙万乘不费一枪一弹而光复了庐州。
两府对峙的局面形成后，两个并存政权之间的矛盾首先当然表现在政治方面，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利害冲突。
早在光复前夕，人心浮动，田赋钱粮滞纳甚多，故而县库空虚。此时城内军政分府成立之初，广设机构，改编军队，财政开支浩大，不得不向地方绅商筹款。当时合肥东大街几户钱庄如德和庆、鸿义发、益兴隆诸字号内的李（鸿章）府内存款全部被冻结，凡李府投资入股各商号的钱财物资，亦予查封，悉数充作军政经费开支。各户钱庄均用笆斗盛装银元由枪兵护送，运到军政府。
孙万乘这时所依靠的是旧地方官吏和清廷地方武人。他向豪门大户筹款，是与官绅双方达成某种默契和谅解的。实际上就是，旧势力在经济上支持“革命”，革命政府则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王亚樵的庐州军政分府却不是这样。从一开始他就撇开了清廷旧政权，另起炉灶，白手起家，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故李相国享堂建立起了以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权。王亚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和那些顶戴花翎的王朝文武官员和历来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豪强大户们谈团结，搞什么“咸与维新”。他憎恨他们，蔑视他们，视他们为异类。“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跟那些大人先生们天生没有共同语言。他有一种不怕孤立的无畏精神。他对革命党人依靠地方旧势力极不以为然。所以，他在筹措经费上就采取了不妥协、不谈判的革命方法，查封李府仓房、当铺、钱庄、商号。
起先，王亚樵的政权只是在东乡、北乡一带活动。后来，当他动员回乡民团，组织农民武装，势力日益强大并向城区发展的时候，孙万乘的军政分府便不能不警觉了。
当时，设于城内大书院的庐州军政分府已经初具规模。孙万乘任军政分府司令。旧知县李维源摇身一变，做了军政分府民政部长，照旧盘踞在他的县署衙门内。旧军官季光恩任革命军标统，袁斗枢为协统，分掌军事大权。合肥的光复，的确是在一种和平、文明的气氛中完成的。有一位外国传教士评论辛亥革命时说：“中国各处光复秩序紊乱，唯苏州程雪楼、庐州孙品骖两处，善维持地方，最为文明。”但实践证明，“最文明”的革命，必然是最不彻底的革命。
在孙万乘等人看来，王亚樵等人的行为当然是不文明的，是一种反革命的捣乱行为。而在绅商各界衮衮诸公看来，大兴集的一伙人简直就是土匪强盗，必欲除之而后快。恰巧，由李府仓房总管刘仿渠领首的几位富绅巨贾，此时向孙万乘的军政分府递上诉状，控告王亚樵等人“聚众为匪，抢劫仓房典当，骚扰地方，无异反对革命”云云。
于是，“最文明”的军政分府有充分的理由向“最不文明”的军政分府大开杀戒了！
孙万乘、李维源、季光恩、袁斗枢等“革命”新贵们经过密谋，觉得王亚樵手下人枪与他们不相上下，在四乡有极大的号召力。他们觉得，要消灭这批真正来自民间的武装力量，不可硬打，只可智取。他们便一面派人放出话去说孙总司令要和王司令共修和好，咸与维新，若两方面兵戎相见，将糜烂地方，为吾辈革命党人所不取；一面发出大红请柬，敦请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诸先生到大书院赴宴，共商庐州军政大计。
这些初出茅庐的草莽英雄们信以为真，便从李府享堂进城到大书院，想通过谈判与孙万乘平分秋色，成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新的军政分府。
那天，王亚樵因去西乡动员民众，扩充队伍，未能同阵前往。
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三人连警卫也没带，兴冲冲按约定时间来到大书院。谁知三人刚跨进大门，走向二进厅堂，便从庭院各个角落蹿出荷枪实弹的兵勇，把三人围在院中，一一逮捕，加上脚镣手铐，投入县署大牢。
季光恩、袁斗枢一看王亚樵没有落网，便星夜派兵急奔北乡，把王小郢团团围住，挨户搜查，声称捉拿“四和尚”。其实王亚樵在外多日，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他们竟扑了一空。王亚樵此时已从另外的手下人口中得知飞来横祸，便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藏匿起来了。
第二天，袁协统、季标统二位大人又马不停蹄，亲自带兵包围了李文忠公祠，收缴了所有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枪支弹药，遣散人员，捣毁了王亚樵的庐州军政分府。旋即，孙万乘以他的正统的庐州军政分府执法部名义贴出布告，将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三人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同时，布告各州县对王亚樵发出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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