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一年，十二月底。
重庆城飘着细密小雪，雪花落于城内外青石板路上，还没来得及积白便被来来往往的忙碌人潮踩成了泥浆。
嘉陵江的江面上起了薄雾，沿岸的船家早早收了帆，只有几艘川东水师的巡江快船还在江心游弋。
城中的茶馆酒肆却比平日更热闹了几分，天冷了，做工的、跑船的、挑担的都愿意掏几文钱买碗热茶，挤在长条凳上听一段说书人讲的《镇江大捷》，讲到火炮越过步兵主动冲阵那一段，满堂茶客齐齐拍桌子叫好。
可作为重庆核心，府衙里的气氛却与茶馆里的热闹截然不同。
陆安是几日前突然接到湖广洪社加急密报的。
那天夜里他正陪着即将临盆的刘向婉在院子里散步，陈士铎说产前多走动有利于顺产，他便每天晚饭后陪她走一炷香的工夫。
刘向婉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一面鼓，走路时必须微微后仰才能保持平衡，陆安便让她挽着自己的胳膊，走几步歇几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给孩子取名字的事。
当冉平快步走近，陆安接过信筒，拆开火漆，就着院子里灯笼的光读了开头那几行字。
此后他脸上倒没什么变化，只是把信纸折好放回信筒里，对刘向婉说今晚的风有些凉，咱们回屋吧。
刘向婉看了对方一眼，没有多问。
信是廖贵一发来的，这种级别的加急传信，洪社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信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用暗语写的，赞画房译出来之后，陆安在书房里独自坐了很久。
孙可望的心腹张虎带着秦王金印、孙可望亲笔降表、以及云贵川三省的驻防图、兵力名册、粮道分布、将领底细，在长沙向洪承畴投降了。
清廷给了张虎一个总兵的衔，还专门为他搭了一座受降台，洪承畴亲自率湖广文武登台受降，仪式之隆重。
受降之后，张虎与其新成立的营伍被编入洪承畴麾下，单独成营，号称“归义营”，廖贵一推测，这营兵大概率会负责策反，或者为清军带路反攻云贵川。
陆安看完那封译出来的密报，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即长叹一声历史惯性滚滚向前，果然如此。
计划之初，他提前安排洪社渗透云贵，才得知孙可望的逃跑路线，但斩首行动一直奔着孙可望而去，可对方在云贵经营十余年，党羽遍布整个云贵。
哪怕发动一场大清洗，也是难以尽善尽美的一个不漏，更何况陆安没有这个能力。
就跟伪满洲国一样，汪精卫身死后，其党羽也是四散奔逃，出国的出国，根本没办法全部抓捕。
陆安长叹一声，只得紧急给云贵的李定国和刘文秀发了急信说明此事，并且郑重的表明，清军很可能会在拿到情报后在趁云贵川人心浮动、局势不稳的时候大举进攻。
可随着云贵消息不断传来，他们很快得知云贵局势巨变。
详细打打探后才得知，李定国刘文秀平定孙可望之乱后，在内部人事处置上宽严失当。
李定国击溃孙可望主力却未能彻底消化整合原孙可望旧部，既没有果断清除铁杆叛首，又对大批归附将领心存猜忌、不敢放手任用，致使孙可望麾下众多孙系降军徘徊观望。
在朝堂政局处理上，李定国缺乏主动整顿的魄力。
他迎永历入昆明，本拥有极高声望，却不愿着力清除马吉翔等奸佞势力，对朝堂党争消极回避。
导致永历政权始终无法实现政令与军令统一，依旧奸臣当道，朝廷文官体系与军事集团各行其是，难以集中云贵全部力量。
而且平定孙可望后，李定国与刘文秀及其派系矛盾逐渐激化、间隙丛生，成为云贵西营内部又一重大裂痕，直接削弱抗清合力。
刘文秀作为大西军四将军之一、平定孙可望的关键功臣，战后领兵追击孙可望、坐镇贵州，陆续收编溃兵三万、稳定黔地前线，威望与实力快速提升。
在李系将领怂恿下，李定国也担心刘文秀兼并孙可望旧部、形成新的抗衡势力，再度在云贵内部形成割裂派系，于是以“统一军令、核其功罪”为由，强行将刘文秀及贵州前线诸将召回昆明，解除刘文秀兵权，并将其闲置，不再参与前线决策。
此举直接撕裂两人关系，也让刘文秀派系将领深感寒心。
此后刘文秀上疏永历帝，建议永历政权移驻贵阳，认为此举可彰显进取姿态、就近指挥前线、振作士气，且川黔防线稳固、具备条件。
李定国得知后，否决迁都计划。他的核心顾虑是迁都贵阳后，刘文秀作为贵州原本的掌控者，再度成为孙可望那样的人物。
这场公开争执，让两人矛盾彻底摆上台面，也暴露李定国在权力格局上的单纯和保守。
除此之外，交水战后，李系将领被快速重用、刘文秀派系被李系将领逐渐挤兑压制，人事安排极度失衡。
刘文秀派系将领多被闲置、边缘化，而李定国亲信则占据关键职位。刘文秀本人不仅被夺兵权，还遭永历帝无端质问“为何未能亲手擒获孙可望”。
这种厚此薄彼的处置，让原本团结的大西军两大派系彻底对立，刘文秀麾下将领对李定国离心离德，前线军心进一步动摇。
被排挤的刘文秀内心苦闷失望，私下慨叹“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自此开始郁郁寡欢。
他的摆烂，导致其派系彻底瓦解。原本可作为云贵防线中坚的刘文秀旧部，因失去主心骨、加速内耗，自我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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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
顾诚《南明史》：“马吉翔、庞天寿本依附孙可望，可望败，二人见李定国势盛，转而阿附定国亲信靳统武，得以保全。李定国不欲大开杀戒，未诛马吉翔，使得内廷奸佞依旧盘踞。”
顾诚《南明史》：“刘文秀追赶孙可望至贵州，可望已经逃走。文秀留黔善后，收抚溃兵三万。李定国忌惮文秀在川黔的威望，担心再成第二个孙可望，于是在永历十二年三月，建议永历召回刘文秀。”
《续明纪事本末》：刘文秀在贵阳练兵三万，定国忮之；召之还，文秀郁郁甚。
注释②：
《南明史》：“永历帝同意刘文秀移跸贵阳的建议，命礼部择吉起行。十一月，李定国在永昌讨王自奇，闻永历许幸黔，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
永历不得已，玺书慰劳。永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定国之所以强烈反对，是担心移跸贵阳，刘文秀地位凌驾其上，复孙可望之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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