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粮店的门口不时排起长队，农业歉收的传闻遍布街巷。而吴全有李湘生还在厂里吃着大锅饭，他们感到食堂的伙食每况愈下，饭菜的品种与份量日渐稀少。无论城乡，饥饿像疾病一样扩散开来。过去还有人出售手中多余的粮票，到了这段日子全都销声匿迹不见踪影。更令人不安的是，市面上的一切副食品都消失了，连蔬菜的供应都出现了不足。
同时，工业线上的生产也相继出现困难。计划中的建材钢铁等材料出现断货，这导致白石电厂的扩建工作不得不停滞下来。新厂房成了半拉子工程，架立起来的钢梁孤零零地立在风雨之中，上下布满了斑斑锈迹。房顶的屋瓦不时掉落下来，发出让人难过的碎裂声。杂草在地基上肆意地疯长，飞快地遮盖了本已平整的地面。整个电厂呈现出一片破败的景象，如同一个即将被遗弃的婴儿。
第二年开春之后，粮食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加剧，居民的粮食供应出现了红薯替代大米的情况。与此同时，为了缓解物品的供应短缺，各种票证开始出现。白石电厂的学徒工工资仅有19块，在市面上连35斤红薯都买不到。不仅如此，因为公共食堂还没有解散，所有职工都只能在一起吃大锅饭，所以学徒工们一个月工作下来连一点剩余都没有。很多人忍受不了艰苦，开小差离开了电厂，转到福利更好的化工企业就职。化工厂的工人除了正常的粮食供应之外，每月还有一定的营养补助，有少量的白糖和大米。这在饥荒的年代实在是不小的诱惑。
新城县的街头出现了来自外地的乞丐，他们面呈菜色神情呆滞，无语地举着一只手，只求能得到一口食物。因为饥饿引起的治安事件不断发生，王治平的工作量急速攀增，尽管他自己也饿着肚子，但依然尽忠职守。
也许有人已经想到了报纸上粮食亩产过万斤的荒谬，但谁也不敢说出来。唯有一个不怕死的人在**广场白日点灯，他的举动被路透社报导出来，引起了震动。
七月中旬，苏联撤走了全部的援华专家，终止了双方的经济技术合同。新城县内几个正在建设中的新工厂也因此陷入了半瘫痪的境地。而粮食问题造成的影响还在扩大，两个月后中央发文调低城镇居民口粮，顾红的口粮降低到了24斤，吴全有李湘生的口粮降到了28斤，李双时常因为饥饿而啼哭。
好在南方的灾情远不如北方严重，居民的粮食定量虽然一再降低，但供应还算稳定。
吴全有惊恐地发现，以往的黑市也消失了，哪怕拿着真金白银也无法换到食物。即使在最艰苦的抗战中，这样的景象也从未出现过，形势的严峻程度达到了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为了缓解家中的粮食不足，李湘生与吴全有在每日下班以后，就去江边捕捞水产，期望藉此弥补充饥之物。
在白石电厂，工人们的身体状况日渐恶化，肝炎与水肿病成了常见病例。
饥饿是这一年的代名词。
县委书记于占奎知道县城里发生了什么，但他对此无能为力。他所能做到的仅仅是设法为干部们改善一下供应，给全县科股级以上的干部每月特供一斤白糖或鸡蛋以及不定量的猪肉。因为，干部的口粮比一般的工人还要低，每月仅有25斤。于占奎的做法虽稳定了干部队伍，但招来了老百姓的不满。街巷里流传着各种讽刺的顺口溜：“干部白糖鸡蛋，工人菜叶子稀饭。”“领导炖肉，工人吃豆。领导吃糖，工人喝汤。”
为了刹住在这股不满的风潮，于占奎特意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强调给干部提供补助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并且要求大家认真地学习**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批判。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于占奎一口气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诵读了一遍，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作为行动的理由。
与此同时，文铁林对工厂的情况忧心忡忡，他担心工厂的扩建工作会就此了无下文。如果真是那样，无疑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虽然半停工的企业到处都是，但他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哪怕仅仅只是白白糟蹋了国家的一分钱，他都无法心安，因为那都是人民的血汗
文铁林决心把扩建工作坚持下去，他数次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只有继续施工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厅长问他，资金有限，粮食也有限即使勉强建完了厂房，哪来的钱去安装设备？一支安装队伍几百人，劳务费用还在其次，他们的口粮又怎么解决？
文铁林一巴掌拍在胸脯上，洪亮的回答道：“设备我自己安装我就不信，死了屠夫，我们就要吃带皮的猪肉”
1960年5月1日，在悲壮地气氛中，白石电厂的扩建再次上马。在开工的那天，文铁林对全厂的职工说道：“古代的诸葛亮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一个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新社会的主人”
这段时光是最艰难的，工人们的粮食供应降到了每月24斤，即使是迈出脚步都是巨大的负担。但工人们没有退缩，他们挺着虚弱的身躯把钢铁锻造的机组一点一点地建了起来吴全有也和身边的人一样，一次次地在工作中饿昏过去，唯一的急救措施只是一口糖水。可每个苏醒过来的人，无不挣扎着再度投入工作
倒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次次地站起来？
也许，只是他们都有一副硬骨头，比钢铁钻石还要坚硬的骨头。
1960年11月新机组完成了72小时试运，这标志着湖南省第一套完全国产化的发电设备通过了检验。在宣布试运成功的消息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下了滚滚热泪，激动的哭声久久无法平息。在这半年之中，他们吃的是半个人的口粮，干的是牛马一样的工作。所有的艰辛困苦都是为了给国家挣得一份荣誉。这一个并不浩大的工程是所有参与者呕心沥血的历程，它是一群普通工人们的伟大胜利，是所有中国人自力精神的缩影。
数十年间，整个中国大抵如是
饥荒又持续了一年，后来的总设计师在这一时期也患上了低血糖。他的保健医生给他的夫人开了一张处方，要她设法购买三十个鸡蛋，改善总设计师的身体状况。一个月后，复诊的保健医生惊讶地发现，总设计师的身体情况依然如故。他找到总设计师的夫人，询问她是不是没买到鸡蛋？夫人叹口气，回答说：鸡蛋我是买到了，也每天煮了一个。可我一拿给他，他就马上把儿子叫过来，亲自剥了蛋壳喂给儿子吃。还对我说，只要看见儿子吃了鸡蛋，他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夫人说到这里，把两只手一摊，无奈地摇头：我能怎么办呢？
身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之一，一人瘦而天下瘦，是巨大的失败。但天下瘦，一人亦瘦，却让人民团结凝聚在了一起。在这个时期里，天下的父亲都是一样的，都只能省下自己的口粮去关爱孩子。
这种同甘共苦的精神，是我们战胜一切苦难的武器。
白石电厂增容扩建以后，一跃成为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在特殊的时期能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对全省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值得鼓舞且意义非凡的大事。在这一年的年底，省长程潜与副手唐生智专程赶来慰问全厂职工。他们先在办公楼简单地听取了文铁林的汇报，随即入厂进行参观。
这一天，吴全有正在黑尘滚滚的输煤皮带值班，忽然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老人从通道口走来。这位老人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年纪在七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深色的中山装。虽是一副文人的模样，举止间却露出军人的风范。煤尘染黑了老人的衣领，连续地攀爬让他十分疲惫。但他看见吴全有之后，立刻快步走上前去，诚挚地伸出了右手。
吴全有隐约觉得来者不是普通人，面对对方主动伸出的右手，他先是有些不知所措。尔后，吴全有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赶紧伸手握住了对方。
老人紧紧地握住这双黑色的脏兮兮的手，用谦诚而恭谨语调说道：“同志，您辛苦了谢谢您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他边这么说，边把身子躬了躬，向吴全有敬礼。
吴全有只觉得心中生出一股暖流，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后，他赶紧回答道：“应该的，应该的”
“前面还有人吗？”
“哦…有的，有的。”
“谢谢您”
老人说完话就准备离开。
吴全有急忙提醒道：“前面不好走，煤尘很大，您要小心”
老人回头对吴全有笑了笑，礼貌地说道：“谢谢不碍事的。”
说完，这位老人就向下一个工间走去。
直到下班以后，吴全有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副省长唐生智。在这一天，唐副省长不顾年迈不顾脏累，走遍了白石电厂的每一个角落，与遇见的每一个工人亲切地握手并致以由衷的敬意。这位昔日的国府一级上将，以这种质朴的方式，以平等之躯向全厂的劳动者表达自己的钦敬之情。
弄明事情前后的吴全有不禁万分感慨：旧时代的贵族从此一去不复了。
省长程潜因为年纪太大，没有与唐生智一起看望工人。他在机房的底层看了看，饶有兴致地问来问去。走到新机组下面时，他问文铁林：“这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机器吗？”
“是”
“哦，真好真好…咦，怎么有一台没有启动？”
“是。”文铁林无奈地答道。
“为什么？”程老很惊讶。
“现在还处在困难时期，整个系统的负荷较之以前有明显的下降，所以机组目前处在停备之中。”文铁林有些难过的说道。
“哦…”程省长心酸地别过头，不忍再问下去。
事实上，文铁林只说了问题的一半，系统负荷减少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的一个原因则是机组没有配套的同轴励磁机，根本无法发电。这是因为上海电力修造厂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无法按时交付设备，5号机组是使用其他机组的励磁机才通过了试运。在此后，5号机组又继续停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65年7月才正式投入运行。在这几年中，5号机组的半竣工状态一直是全厂职工心中最大的缺憾。
在程省长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望着人群中的一个工人，向他招了招手。
这个工人叫黄齐声，也是吴全有在下河街的邻居。他为人机灵反应迅捷，是厂里的电工，也曾是王治平的情敌。
程省长随和地问黄齐声：“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
黄齐声豪爽地摇了摇头：“报告首长，没有”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黄齐声想了想，略做拘谨地说道：“首长，能不能…帮我们建建…房子？”
程省长大感意外，他对文铁林说：“带我去看看工人们住的地方”
文铁林硬着头皮把省长一行带到了工人们住的窝棚区。这些“房子”还是工厂建设初期修建的临时住所，没有下水道没有自来水，道路在雨水中成了一片泥泞，破败的屋顶上堆积着陈旧的稻草，厕所与垃圾的异味充斥着鼻腔，而孩子们在污浊中嬉戏，玩弄着泥巴。
看着眼前的情景，程省长热泪长流，他没有想到那些辛劳的工人们竟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这与旧时的贫民窟有何分别？
文铁林解释了一下目前的困难，尤其是资金的问题。他努力向省长保证，将尽快向省厅汇报，争取早日解决。
其实，文铁林不是没有向省厅汇报，但上面的资金从来就没有宽裕过。这么大的一个省，急需建设的项目又如此之多，国家财力困顿贫乏，实在是难以顾及。
程省长对文铁林说：“你不必再向省厅汇报了我拿钱来”
说完，程省长扭头向汽车走去。临上车之时，他大声说道：“还让大家住在这里，我程潜问心有愧”
一周之后，三十万建房款划拨了下来。面对这笔意外的拨款，全厂的工人们既激动又不安，在如此困难的时期里，这笔钱不知道是从多少牙齿缝中省出来的，一分一厘的背后是全省人民一颗颗火热的心
可是，钱来了，扯不清的麻纱事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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